本文摘自《人物周刊・文摘版》2004年第5期，作者：《人物周刊・文摘版》编辑部，原题：《毛岸英是怎样一个人》
编者按：赵南起（1927.04―），生于韩国忠清北道清原郡，朝鲜族。中国共产党党员。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上将军衔。曾任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央军委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院长等职。
2000年11月25日，是毛岸英烈士牺牲在朝鲜战场50周年纪念日，他的亲人刘松林、毛岸青、邵华、李敏、李讷、王景清、毛新宇与他生前的战友赵南起、杨凤安等，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纪念毛岸英牺牲50周年座谈会。许多人闻讯而来，大家回忆毛岸英，观看着新摄制的电视专题片《毛岸英――在抗美援朝》，许多人禁不住流下泪来。现任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央军委委员的赵南起说：“毛岸英牺牲在抗美援朝的战场上，他是毛主席的儿子呀！我们当初这些普通的人，不仅活了下来，后来都有了老婆、孩子、官位，什么都没耽误，可他却再也没有归来，最后连尸骨也没能运回国……”
毛岸英是怎样一个人
毛岸英方脸高额头，阔鼻卧蚕眉。180公分的个头与他的父亲毛泽东站在一起不分伯仲。1922年10月24日，他出生在湖南长沙的教会医院――湘雅医院。8岁时，与母亲杨开慧在板仓住所被当时国民党清乡司令部所属的“铲共义勇队”的区队长范觐熙（杨开慧家邻居）带领的枪兵抓获。后被解送到长沙“协操坪监狱”。母亲被杀害后10多天，他才被舅舅杨开智、舅母李崇德从监狱接回。为了避免再被迫害，毛岸英与弟弟毛岸青、毛岸龙被送到当时党中央机关所在地的上海，由叔父毛泽民安排进了“大同幼稚园”。大同幼稚园是上海党组织为了安置救济和培养革命烈士的后代，由党的外围组织“中国互济会”出面开办的。其间，4岁的毛岸龙因病不幸夭折。1932年3月，党组织鉴于大同幼稚园的实质已经暴露，决定将它解散。毛岸英和毛岸青被大同幼稚园的创办人之一当时是地下党员并从事牧师职业的董健吾领回家中寄养，党组织按月出30元的生活费。
以后董健吾外出躲蔽追捕，他的前妻黄慧英负责照看，由于断了生活来源，日子清贫，孩子们吃不饱穿不暖，还时常挨打受骂，他们便离家出走，从此流落街头。解放后，毛岸英、毛岸青在不同场合都说过“那是《三毛流浪记》的日子”。
1935年秋，远在中央苏区任中央工农民主政府国民经济部长的毛泽民，托钱之光，找当时中央特科的潘汉年，希望寻找毛岸英、毛岸青。直至1936年夏天，地下党才从一座破庙、一帮流浪儿中间把他们找到。随后托张学良东北军的部下、抗联总司令李杜，在他出国时带俩人到了法国的巴黎。半年后，由当时任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副团长的康生，一路照看着他俩到了苏联的莫斯科，并张罗着将他们送进了莫斯科市郊的莫尼诺第二国际儿童院。
随后的5年里，由于毛岸英聪明、好学勇敢、坚忍并爱好“军事、政治和时事”，他逐渐成了儿童院里的“小领袖”。他先后担任了少先队的大队长、儿童院的团支部书记和区里的团委委员。他应邀经常到各处去作报告。他写过一篇长达3000多字的文章《中国儿童在苏联》，文笔流畅优美，被当时正在莫斯科治疗臂伤的周恩来带回国，后刊登在1940年4月12日延安的《新中华报》上，报社还配发了“编者按”。
当毛岸英20岁时，他眼见着苏联卫国战争打得残酷而激烈。尽管他有主见，拒绝加入苏联国籍，但当战争来临时，他主动给斯大林写信，要求上前线。后来他又去找苏军将领再三请求，终获批准入了伍。他先人士官学校，后进军政大学。1943年，参加了苏联共产党。随后被任命为坦克连的指导员，获授中尉军衔，参加了对德国反法西斯的大反击。1945年，苏联最高统帅斯大林接见了他并赠一把手枪表示褒奖。
毛岸英5岁时与毛泽东分别，1937年11月他15岁时恢复了与父亲的书信联系，毛泽东与儿子谈时事、政治、谈读书，表现出了他对长子的情有独钟。毛岸英对当时已在中国党内确立了领袖地位的父亲，则是依照自己的判断，逐渐从了解、理解、认同与敬重走向了能够与之进行思想的交融与沟通。1946年1 月，他23岁时，回到了阔别18年之久的毛泽东身边。
初回国的毛岸英很“洋气”。懂俄语、英语、德语，穿着苏军呢子制服和马靴，会跳交谊舞，写得一手似乎无师自通，得到了乃父真传的狂草体的好字，为人处事有些不拘小节。毛主席对他要求很严格，提醒他：延安虽“土”，但这里是中国革命的“圣地”，到处都有“真人”，不要“显摆”自己，他立即摆正了自己的位置，自愿地穿起了大裤裆的棉裤，进“劳动大学”用双手的老茧换回了“毕业证书”。他经常出门去拜访老革命、老同志，虚心地向他们讨教。他参加土改工作队，还抽时间翻译出版了恩格斯的《法德农民问题》等论著。
毛岸英在政治上逐渐成熟。可一以在父亲面前坦诚地谈论他对当时权高位重，许多人认为很了不起的康生、陈伯达等人的不好看法。以后他从中央宣传部调到社会调查部，任李克农的秘书兼翻译。建国初期毛主席出访苏联，他参与了安全护卫工作。
对毛岸英在实际中表现出的政治思想水平，老一代和熟悉他的同志均有过客观公正的评价。1948年，周恩来对毛岸英在土改中的表现及他总结的有关土改工作经验，给予过很高的评价。赵南起也说过：“毛岸英在政治上确实很成熟。我常想，假如毛岸英还活着，文化大革命就可能不发生，或者他不会让江青的‘四人帮’那样猖狂……”这话可以看作是对毛岸英个人能力的一个认定。
毛岸英是怎样入朝参战的
关于毛岸英是如何入朝参战的？有说是李克农让去的；有说是军委作战部的李涛选定的……事实上是毛岸英自己主动提出来的。当中央在讨论是否出兵抗美援朝的时候，毛岸英就懂得了自己对父亲的支持，儿子只有一个选择：那就是他要带个头，带头去朝鲜参战。
是否要派兵出去抗美援朝，可以说是毛泽东一生中最费踌蹰的一件事。胡乔木在《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一书中曾说：“我在毛主席身边工作了二十多年，记得有两件事使毛主席很难下决心。一件是1950年派志愿军入朝作战，一件就是1946年我们准备同国民党彻底决裂。”
毛岸英当时跟主席很亲近，发生的这一切情景他当然都看在了眼里。
那时的毛岸英，政治上已经相当成熟。他似乎有一条看不到的触角，能够深入到毛泽东的内心世界里。他可以从许多外人看不到、或者不太注意的细微之处的变化，来感受毛泽东的思想脉搏。比如，他当时在父亲卧室大床的床头，看到毛泽东正翻看《东周列国志》。他看到了划了线的“假吾道以伐虢，虢无虞救必灭，虢亡，虞不独存……”的话，他便联想到国与国、唇亡与齿寒、生存与死亡的问题。这真是毛泽东在读书，毛岸英在读父亲。
彭德怀后来说过：“毛岸英是志愿军里的第一人。”应当包含这样的意思：毛岸英生活在毛主席身边，比较早地知道了中国要派兵抗美援朝；毛岸英是在主席设家宴为彭德怀饯行时，确定去朝鲜，那时是毛主席和党中央在听取了民主人士的意见后，刚刚确定用“志愿军”的名义用兵；毛岸英是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的儿子。
全国解放后，毛岸英多次提出下基层工作。他打算下到工人们中间去，边工作边搜集他喜爱的民间谚语。他在与他的好友、蔡和森的儿子通信中这样说过。后来他终于去了北京机器总厂。那还是他托周恩来出面向李克农说情，社会调查部才放他下去，但人事关系仍没给他转。
当时，毛岸英完全可以呆在机器总厂当他的党总支副书记，不必参军去朝鲜。但是，他与毛泽东心心相连，息息相通。有道是“知子莫如父”，毛岸英已经是识父莫若子了，遂坚决地请求上了战场。
至于他为什么留在志愿军司令部里，工作在彭德怀身边？那实在是因为毛岸英懂俄语、英语，过去又从事过机密情报工作，是个合适人选的缘故。抗美援朝时期任中国人民解放军代总参谋长的聂荣臻这样回忆说：
“彭总入朝时，为了和驻朝鲜的苏联顾问取得联系，确定带一名俄文翻译，原先确定从延安时期就担任中央领导俄文翻译的张伯衡同志，但当时张已担任军委外文处处长。由于大批苏联顾问来到北京，张伯衡工作很忙，难以离开，后来又挑选了一名年轻的新翻译，可是军委作战部长李涛同志提出，入朝作战非常机密，应选一名经过政治考验和可靠的翻译，当时时间很紧，我立即向毛主席请示怎么办。主席立刻就说：‘那就让岸英去吧，我通知他。’就这样，毛岸英就随彭总一起入朝了。”
毛主席本人在1951年3月，与他的老友周世钊的谈话中，也解答了“毛岸英为什么要上朝鲜前线”的问题。他说：
“当然你说如果我不派他去朝鲜战场上，他就不会牺牲，这是可能的，也是不错的。但是你想一想，我是极主张派兵出国的，因为这是一场保家卫国的战争。我的这个动议，在中央政治局的会上，最后得到了党中央的赞同，作出了抗美援朝的决定……要抗美援朝，我们不只是物资的援助，金日成同志的告急电报是明写的‘急盼中国人民解放军直接出动援助我军作战’，要作战，我要有人，派谁去呢？我作为党中央的主席，作为一个领导人，自己有儿子，不派他去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又派谁的儿子去呢？人心都是肉长的，不管是谁，疼爱儿子的心都是一样。如果我不派我的儿子去，而别人又人人都像我一样，自己有儿子也不派他去上战场，先派别人的儿子去上前线打仗，这还算是什么领导人呢？这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岸英是个年轻人，他从苏联留学回国后，去农村劳动锻炼过，这是很不够的，一个人最好的成长环境就是艰苦！在战斗中成长要比任何其他环境来得更严更快。基于这些原因，我就派他去朝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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