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首届中国贫困地区小学校长论坛在北京举行，55位来自贵州、云南、四川等地国家级贫困县的乡村小学校长接受了有关学校管理的培训，游玩了北京。来自贵州赫章的校长郭昌举感慨：“我们村离县城至少差20年，县城离北京又差了50年。”这些校长大多数都没来过北京，很多人几乎从没离开过自己居住的县城。即使是他们的学生，也很少有人有机会来到这里。过去几十年，这50多位乡村校长所带过的学生，只有一个人考进了清华大学，很多“最成器”的学生，通常也仅仅能够考上省会里的大学。
这些乡村学校最好的学生，往往只能考上省会的大学。校长们感慨“好像怎么做都赶不上外边”。
人民大会堂里，一位老师紧张得手脚不知道放哪里，另一位校长发言的声音都在发抖。
他们羡慕北京的孩子又白又胖，也羡慕这里的学生不是留守儿童，能开家长会。
得知自己有机会到北京参加活动的时候，广西大化县江南乡尝梅小学的乡村教师卢有英激动得“话都讲不出来”。他做的第一件事，是跑到县城买了两套新衣服、一双凉鞋和一个斜挎包，换下身上“二三十块的破衣服”。
“村里人都说，穿我以前的衣服到北京肯定丢脸，北京人不像我们那样随便。”他腼腆地笑着说。
卢有英参加的是首届中国贫困地区小学校长论坛。在北京的一周时间里，他和54位来自贵州、云南、四川等地国家级贫困县的乡村小学校长一起，接受了有关学校管理的培训，游玩了故宫，还参观了北大、清华。
甚至，他们还有机会坐进人民大会堂，在会议室的主席台上讲讲话。
“我们希望让这些来自基层的乡村老师到人民大会堂，做一次真正的主角，告诉社会各界，大家该做些什么，去缩短城乡教育的差距。” 来自项目主办方中国扶贫基金会的官员李昊说，这是国内首次举办以乡村校长为主角的论坛。
不过，对于卢有英而言，一个更加直接的收获是：这一趟行程中，44岁的他第一次有机会坐上火车，也第一次有机会来到比省会南宁更加遥远的地方。
我们村离县城至少差20年，县城离北京又差50年
在到达北京的当天，卢有英就发现，这是个和自己家乡截然不同的地方。“北京太牛了，太美了！”在打给自己学生的电话中，他只能不断重复这个简短的句子。
过去的几十年，他大部分时间都在大山深处的那所学校里度过。校园里最高的建筑物是别人捐赠的两层小楼，楼上的学生一跺脚，楼板就嘎吱嘎吱地响。而现在，宽敞的街道、披着玻璃幕墙的现代化高楼，几乎每个场景都让他感到吃惊。
让他尤其印象深刻的是活动主办方安排的一顿自助火锅午餐。整顿饭的过程中，环形运输带上不断回转的肉片、蔬菜让他目不暇接，他费了好大劲儿，也没能记住各种复杂的、从没吃过的菜品名称。
“好像我们怎么做，都赶不上外边这么好了。”吃过自助火锅后，他不断感慨。在他的学校里，几乎所有学生都吃不上早餐。事实上，孩子们的正餐也常常只有蒸玉米饭，只有家境好的学生，才舍得花5毛钱，给自己配上一包榨菜。
在偌大的北京城里，几乎每一位乡村校长都遭遇了相似的冲击。在“鸟巢”附近，几位校长走进了一家卖玩具的商铺。他们发现，里头所有的一切，包括坦克车，机器人，桌上智力游戏，都是村里孩子从没碰过的。
一位校长看中了一架遥控车，正想拿起来看看。可一问价格，要1000多元，他伸出的手马上缩了回去。
来自贵州赫章的校长郭昌举因此叹着气感慨：“我们村离县城至少差20年，县城离北京又差了50年。”
这些校长大多数都没来过北京，很多人几乎从没离开过自己居住的县城。即使是他们的学生，也很少有人有机会来到这里。过去几十年，这50多位乡村校长所带过的学生，只有一个人考进了清华大学，很多“最成器”的学生，通常也仅仅能够考上省会里的大学。
至于卢有英，他的学校用红漆在教学楼外墙上刷着“知识改变命运，文化改变人生”，可他最喜欢的一名学生，最后也只考上了桂林的一所大学。
这大概就是为什么，在参观北大、清华校园的时候，这些校长会显得那么兴致勃勃。一位校长在车上开玩笑说，自己“要帮学生们沾沾仙气”；而卢有英也赶紧掏出了自己的相机，因为大山里的好多孩子都让他“多拍些清华北大的相片带回去”。
但没走几步路，他们就碰了壁。因为无法出示证件，他们统统被保安拦在了学校门外。这些乘兴而来的乡村校长觉得有点失落，也有点不解：“我们都是教育系统的，为什么不让我们进呢？”
最后，在一位志愿者的帮助下，他们才勉强走进了清华大学，至于北大的未名湖、博雅塔，这些从贫困山区来的校长始终没看见。
城里的学生们都“又白又胖”，农村的孩子却又黑又瘦
除了四处参观，他们最重要的行程，是参加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首届中国贫困地区小学校长论坛”。不过，8月24日这一天，当卢有英坐在人民大会堂河南厅的会场时，他紧张得头脑空白，几乎“不知道手脚该放在哪里”。
和他坐在一起的包括北京高校的教育专家、媒体负责人，以及大型企业的高管。可在此之前，他从不知道什么叫“论坛”，也没见过这么大的会场。他对于开会唯一的印象，就是“关掉手机，不要讲话”。
事实上，几乎每个参会的校长都露出了点紧张的神色。四川省普格县校长刘日沙站上讲台后，双手一会儿背着，一会儿插袋。
“我第一次来到北京，站到人民大会堂之中，确实……”这位老校长顿了一下，“该怎么说呢？我比较激动，还有些……有些害怕。”
另一位贵州赫章山区小学校长聂章林在台上一股脑背出了许多数据：孩子的每一顿饭要花多少钱，孩子上学时到底走了多少崎岖的山路。
“我仔细算过，小学三年级毕业时，孩子就走完25000里长征了，累都累得长不大！”聂章林加重了语气，声音却有些颤抖。
这位校长在北京之行里吃惊地发现，这里的学生们都“又白又胖”，而相比之下，自己那些山里的学生，都显得那么瘦、那么矮小。
作为活动中唯一一名女校长，来自贵州赫章的姚廷琴发言时有些腼腆。因为时间限制，她只说了两句话：“撤点并校之后，我们小学要搞‘寄宿制’，我不知道我们学前班的孩子怎么办？他们不能寄宿，他们寄宿的哥哥姐姐也管不了他们，怎么办？”
上台之前，姚廷琴憋了“一肚子的问题”。“我们这次是带着任务来的，是来反映问题的。” 姚廷琴不止一次这样说。不到一个月前，她刚因意外怀孕而做了人流手术，但这次她依然不顾丈夫的反对，坚持赶来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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