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琴秋要说清楚的问题：（1）关于“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2）如何追随张国焘企图另立中央。（3）被马步芳俘虏后的真相。那么多人都牺牲了，特别是年轻的女战士，你怎么就能逃脱出来？（4）怎么样推行刘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成为他在纺织工业部的得力干将。你与刘少奇到底是什么关系？对于这些问题，张琴秋已经交待过许多次，口头的，书面的，这个过程等于是连续不断回过头去回顾自己。她自己也感到的确不能把自己美化得很无辜，她有过幼稚、盲从，犯过这样那样的错误，但她对党的忠诚却从来没有动摇过。张琴秋一遍遍地审视着自己，剖析着自己……她不知道，灭顶的灾难正向着她一步一步逼近。
毛主席是中国人民的大救星。20世纪50年代的中国，工作笔记本的扉页上通常都印有毛主席肖像，那是很普遍很平常的事情。不平常的是，在张琴秋那本笔记本的毛主席肖像上方赫然写着八个大字：夜郎自大，好大喜功。翻检从张琴秋家里抄来的材料时，专案组的头头当时一见，真是又紧张、又按捺不住的一阵窃喜。因为张琴秋立案以来，除了执行修正主义路线，除了她那些个早已不新鲜的历史，虽然内查外调搞得兴师动众，几路人马杀向全国各地，说实在话，并没搞到什么过硬的东西。而这八个字的意义可就不同寻常了，她为什么偏偏写在伟大领袖毛主席像的上方？说明了什么？她张琴秋反对毛主席仇视毛主席的险恶用心不是昭然若揭了吗？这八个字一经出现，专案组诸位的眼睛顿时就放光了，他们立即感觉到自己立功的时机到了。张琴秋还被蒙在鼓里。专案组已郑重其事，就像研究一份作战方案，围绕八个字作了周密的部署安排，兵分两路，双管齐下，一面立刻派人去聘请有关专家，对八个字进行笔迹鉴定，负责人自己则亲自坐镇，紧急提审张琴秋，要给她一个当头棒喝，不能让她有喘息和抵赖的机会。
谁也没有料到，张琴秋的坦然令专案组大为吃惊，张琴秋说那就是她亲手所写，记得是一次内部传达毛主席讲话，这八个字是讲话中的内容，她认为讲得很好，对工作很有警示意义和教育意义，当时就飞快地记了下来，作为随时提醒自己的座右铭。
那你为什么非要写在毛主席像的上方？专案组的询问咄咄逼人。
张琴秋说，是为了一目了然，一见到本子就能看见。而记在笔记本里面，往往到用的时候不容易找得到。再说，当时真的一点也没有和毛主席肖像联系起来。
你胡说，狡辩！这明明就是攻击伟大领袖，借机发泄你对毛主席的不满。随着头头的叫喊，专案组里别的人也横眉竖眼，穷追不舍。
张琴秋分辩道，她对毛主席的认识是通过党内一次又一次的复杂斗争才越来越清晰明朗起来的，也越来越坚定不移。毛主席的英明伟大得到了中国革命实践的证实，因此她从心底里拥护毛主席的领导，灵魂深处从来也没有任何对他老人家的丝毫不满。要是硬把她无意中写的这八个字和毛主席扯到一起，那简直太对不起他老人家了。
专案组一无所获，但他们不愿意就此罢手。一轮一轮的审问、批斗、谈话，对张琴秋软硬兼施。
流水落花春去也
1968年4月20日这一天下午，中央专案组的五个人来到纺织工业部大楼，他们进了355号房间。
不一会儿，张琴秋也被带了进去。出乎张琴秋意料，这一次他们对那八个字反而问得轻描淡写。中央专案组毕竟代表着中央，无疑是要站得高一些。实际上呢？在他们眼里，那八个字已是铁证如山的东西，压根儿没有必要再使劲纠缠，这五个人的出现，带着康生的直接旨意，比那八个字更有意义。于是他们作了如下的开场。他们先请张琴秋在一张凳子上坐下来，然后说，我们知道，你对苏联有着特殊的很深的感情，除了你本人曾在那里学习、工作和生活，你的孩子张玛娅相当于苏共的孩子，得益于苏共的培养和教育，因而你对苏共敬仰之至，感激涕零，这些表现在你对苏联专家的立场和态度上。张琴秋张大眼睛望着他们，她一时没有明白这番话的意思。
中央专案组的人继续说，你还装什么糊涂呢？任何蒙混过关的企图都是徒劳的。你仗着工作之便，把我国纺织工业部的统计资料拿去给在部里工作的苏联专家看，难道你不知道统计资料有保密性质？你的行为本身，就有里通外国之嫌疑！
张琴秋通晓俄语，所以曾一度分管纺织工业部的苏联专家方面的工作。可是那时候，我们对苏联没有秘密，这是当时的外交政策。毛主席在1958年的一次和苏联驻华大使尤金的谈话中，就曾这样说：“我们对你们没有秘密。我们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你们都知道，你们有一千多个专家在我们这里工作，我们相信你们，因为你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是列宁的后代。”所以毛主席的这番话成了我们各部门工作的指南。张琴秋平静地回答。
中央专案组的人却说，你这是拉大旗做虎皮，推卸自己的责任。
接下来，专案组的人按照他们的提纲，又要张琴秋回答和王明、陈昌浩、杨之华等人的关系及交往情况，说这几个人都和苏修曾经过从甚密。
张琴秋想，这些关系其实都很明了，组织上也早有掌握。她和王明是苏联中山大学的同学，谈不上多少私人交情。和陈昌浩曾经是夫妻，但早在延安他去了苏联另组建家庭后，就已经宣告结束。杨之华是瞿秋白的夫人，她和张琴秋学生时代就在上海相识，从工人罢工开始，就一起共同从事革命事业，以后保持了近半个世纪的革命友谊。经这一提醒，张琴秋才突然记起，前不久杨之华曾来看望过她，但专案组没有允许她两人见面，杨之华只好给她留了一张纸条托看守转交。纸条上并没有写别的，就是要她多保重之类，像一封平常的家信，但张琴秋懂得文字后面的殷殷深情。
……
他们突然话锋一转，问张琴秋，你认不认识克雷莫夫？
张琴秋对这个问题感到诧异，但她随即回答说认识，可也同样并没有多少交往。她思忖的是，现在问起这个人来干什么呢？
克雷莫夫是个中国人，原名郭肇堂，是张琴秋在上海大学时的同学，又都是浙江同乡。在上海大学期间，郭肇堂和沈泽民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之后在莫斯科红色教授学院又继续和沈泽民在一起，还和张闻天、王稼祥等都是同学。毕业后，郭肇堂没有回国，苏联那时候也经常留用中国留学生。以后，郭肇堂就和一位有着波兰血统的姑娘结了婚，加入了苏联国籍。谁能想到，1938年苏共为了排除异己，搞“大肃反”，郭肇堂被以“国际间谍”的罪名逮捕，无端发配到北极煤矿服了17年苦役，直到1954年才平反获释，回到莫斯科，任苏联科学院高级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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