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7月底，作为连续两年参加电视问政的专家，赵振宇还曾经应武汉市委宣传部的邀请，给局级以上的干部讲“面对媒体时的语言表达”。这位曾任《长江日报》评论部主任、如今的新闻学者在讲座中告诉这些官员，在电视上不仅要注意讲话内容，也要注意自己的情感、语调、面部表情和形体动作。
他以自己在电视问政中看到的问题举例：一位领导，普通话讲得不错，可是声调总是很平，显得没精神，观众会觉得他态度不好；一位局长，因为管辖范围内的问题被主持人质问，但他站起来主动道歉后，现场观众就举起了黄色笑脸牌。
“接受媒体采访和回答记者提问与自己检查工作作报告不一样。”赵振宇说。
不过，有时候，“对付”观众也没那么容易。在“马上就办”、“明天就改”这些字眼频繁出现之后，一些官员开始遭到现场嘉宾和观众的反问：“那你电视问政之前干嘛去了？”
湖北经济学院院长吕忠梅也曾经在一次节目现场评论：“今天我们的政府管理似乎陷入了怪圈。我们到底为什么要向老百姓承诺？是为了完成考核任务，还是为了对老百姓负责？”
这位学者随后说道：“如果是承诺，就应该主动和老百姓沟通，不要等到问政的时候，才‘我们明天就办’、‘我们马上就办’。如果只是对上级有个交代而承诺，那承诺越多，执行越少，效果越差。应该反思我们对谁承诺，承诺以后应该怎么办。”
她说完话的时候，台下响起了热烈的掌声。摄影机特意把画面切换给坐在台上的副市长，镜头中，这位官员也在热烈地鼓掌。
个别领导脸色难看，但是政府工作却加分了
在节目创办之初，谁都没有想到，电视问政会在这么长的时间、这么大的范围内产生影响。
2010年5月，武汉电视台曾经举办过一期1个小时的特别节目，其中播出的7个与民生问题相关的新闻短片，让现场5位局长和44个公开承诺过要整治的部门、行业负责人感到压力。
“官员冒汗、尴尬，实际上是责任心唤醒的过程。”武汉市纪委书记车延高当时评论说。
2011年，电视问政被纳入武汉市治庸问责范围内，连办4场，成为检查政府是否兑现承诺的一种监督方式。如今，同样的节目内容已经出现在至少6个城市的电视屏幕上。
包括河南、海南在内的政府部门曾经派人来武汉“取经”。交流中一个最常被提及的问题是：电视问政到底是不是真的？
实际上，这正是外界最关心的问题，还有人曾质疑这种问政形式是不是表演。一个月前，在洛阳举行的电视问政节目中，一位现场的评议代表向前来采访的媒体保证，这是一场“实打实的闭卷考试”，自己要问的问题，“连别的评议代表都不告诉”。
也就是在这台节目里，一位老城区的负责人被不断追问、反驳，最后尴尬得说不出话来。
不过，在赵振宇看来，观众们最感兴趣的犀利，其实并非电视问政的题中之义。这位学者因为在节目里评论犀利而被封为“麻辣教授”，可他本人却并不喜欢“炮轰”这样的字眼。
“观众喜欢看到官员被问住时的窘态――因为平时见不到领导干部，现在你出丑了，终于有人‘教训’你了。但如果电视问政的核心只是这些，并不利于节目的长期成长。”他说。
洛阳市纪委作风办一位负责人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表达了同样的意思：“电视问政不是为了让某个部门的领导感到难堪。”
“可能个别领导准备不充分、工作没做到、群众不满意，让他脸色难看，但这不是我们的目的。”他说，“我们希望为政府工作加分，最终推动整改工作。”
“电视问政”遭遇的质疑还包括其他方面。比如有人担心，节目只是揭露街边的小餐饮、水泥搅拌站，而不涉及当前社会发展的核心问题，是不是有些“避重就轻”。
对此叶青认为，很多问题确实就是群体所关心的，而且有几场电视问政的内容涉及经济适用房的质量问题，官员已经快“招架不住”了。另外，他还向湖北省纪委的工作人员建议：“下一次能不能谈谈教育、住房、医疗这‘三座大山’？”
不过，在那场“三农版”的电视问政结束后，叶青也不断称赞这种“短兵相接”的新型问政方式。
如今，“电视问政”已经不仅出现在电视屏幕上、媒体报道中，今年年初，它还成为北京高三学生试卷上的一道选择题。那道题的正确选项是，电视问政“有利于提高政府的信誉意识和责任意识”。
甚至，在今年湖北省公务员的面试中，也有不少考生被问到了“如何评价电视问政”的问题。
其中一个参考答案称赞了电视问政的进步意义，也提出了“缺乏长效机制”、“言论不当易激起民怨”的缺点；最后，它以这样一段话作为结束语：“官员要走群众路线，倾听群众的心声、接受群众的批评指正，还应该真正放下身段，深入基层，深入人民群众中间。”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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