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中周恩来如何保护自己:公开顺从毛泽东(图)

　　坚决抵制致命的陷害，是周恩来巧妙自我保护的方法之三。“文革”中，周恩来曾遭遇致命的陷害，这就是“伍豪事件”。对这样的致命陷害，周恩来进行了坚决而又果断的抵制与澄清，取得了毛泽东的支持，平息了可怕的风波。1967年5月江青写信给林彪、周恩来、康生，讲红卫兵在旧报纸上发现了一个叛徒集团的脱党启事，为首的是伍豪。周恩来一看非常警惕，因伍豪是周恩来的化名。那是1932年2月，国民党在报纸上造谣，讲伍豪等243人脱离中共。虽然早就弄清是国民党造谣，但周恩来不敢怠慢，因为制造冤案是江青等人的惯用伎俩，造谣污蔑的材料一样可作为他们的证据。这样的事“文革”中太多了。面对这个挑衅，周恩来迅速而断然地予以反驳，并迅速向毛泽东报告，争取支持。5月19日，他在江青的信上写道：“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纯属敌人的伪造。只举出二百四十三人，无另一姓名一事，便知伪造无疑。我当时已在中央苏区，在上海的康生、陈云等同志均知为敌人所为，故采取了措施。详情另报。”同一天，周恩来百忙中抽出一天时间亲自查阅了上海各旧报后，提笔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并将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二年的有关事件编为《大事记》，一并送给毛泽东。毛泽东看了周恩来送去的信和材料后批示：“送林彪同志阅后，交文革小组各同志阅，存。”一九六七年底，北京又有一个学生给毛泽东写信重提此事。毛泽东于一九六八年一月十六日批：“此事早已弄清，是国民党造谣污蔑。”并嘱咐周恩来在适当的会议上给同志们讲一讲，录下音，存入档案，使后人了解此事。1972年6月23日，在批林整风汇报会上根据毛泽东的安排，周恩来对此事作了专门报告，并作了录音，进行了彻底澄清。面对这个致命的陷害，周恩来坚决而巧妙地粉碎了。

　　积极发挥作用

　　周恩来在“文革”中发挥积极作用，往往是在毛泽东出台政策之前，通过提出正确的意见影响毛泽东，间接发挥自身作用。比如在“文革”初期，周恩来就提出一系列限制“文革”恶性发展的意见，尽管许多意见当时未被采纳，但对毛泽东是产生影响的。不久，毛泽东批准了一些稳定局面，抓革命、促生产方面的文件。又比如1972年，周恩来建议批判极“左”思潮，开始毛泽东没同意，但不久毛泽东提出以安定团结为好，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明显是受到周恩来影响的。

　　积极贯彻落实毛泽东的正确意见来发挥自身作用。毛泽东发动“文革”的总体思想是错误的，但期间也有许多正确的意见。周恩来对毛正确的意见积极宣传贯彻落实。比如毛泽东讲要抓革命促生产，周恩来就大张旗鼓地抓生产。在保护老干部方面，毛泽东有一个很好的党外朋友叫章士钊，受到红卫兵冲击，写信给毛泽东，希望毛泽东出来缓解一下。毛泽东把这样的问题交由周恩来办。周恩来就列了一份要保护的干部名单，把好多人都列了上去，讲这些人是不能动的，要保护的。林彪事件后，毛泽东提出要给贺龙、罗瑞卿等平反，周恩来利用这一契机，推动解放了一大批党政军领导干部。再如邓小平问题，1972年1月陈毅逝世，在陈毅的追悼会上，毛泽东讲：“邓小平与刘少奇不同，邓属于人民内部矛盾。”这些话对邓小平有利，周恩来马上请陈毅的家属把这话传到社会上，为邓小平复出制造舆论。

　　巧妙阐述毛泽东的意见，从中发挥积极的作用。毛泽东思维很快，他是诗人，形象思维非常好，想到什么说什么，但一句话出来后，政策上不可能那么具体可操作。周恩来就利用这一点，在出台具体政策上发挥作用。比如1967年11月，王洪文夺了上海市委的权，毛泽东明确表示支持夺权，但对于什么权可以夺、怎么夺没有具体东西出台。周恩来就讲夺权是要夺的，夺什么权呢?一是夺走资派的权，不是走资派的权，不要夺;二夺文化大革命的领导权，生产权不要夺。可以组织两个班子，造反派一个班子专搞文革，老的领导班子继续抓生产。再比如毛泽东讲，重点是整走资派，但什么人是走资派?怎么整?他没有讲。周恩来就讲走资派是一定要整，但走资派属于人民内部矛盾，毛主席说的是整不是打倒。还说多数人犯一点错误不算走资派，不能把各级当权派都说成是走资派。这样使打倒面尽量减少，或者为以后解放留下余地。周恩来对毛泽东的意见作出自己的解释，对“文革”的错误起到限制作用。

　　利用“林彪事件”来纠正“文革”错误。“林彪事件”后，周恩来把毛泽东的一些失误，归结于“林彪集团”的严重错误，巧妙加以纠正。如：解放老干部问题，林彪出事后，毛泽东提出对贺龙、罗瑞卿、杨成武等要平反，周恩来就利用这个契机，争取毛泽东同意解放了一大批老干部。从哪里解放起，从军队解放起。先解放将军，因为军队是林彪管的，将军被打倒可说是林彪造成的，从被林彪直接点名打倒的将军开始，陆续解放175位将军，然后再解放其他人，使许多被打倒的老干部从新走上工作岗位。再比如说抓生产。“文革”当中，生产遭到极大破坏，周恩来把破坏生产的罪名全加到林彪头上。林彪事件后，他说，林彪一伙破坏经济所造成的恶果这两年表现出来了，一定要把破坏性恶果清除掉。这样通过批林来恢复生产，阻力就小得多。

　　通过主动揽责，来纠正毛泽东的错误。周恩来把毛泽东的失误说成是自己的错误，这样纠错就容易得多。比如对大跃进的错误，他在1962年1月七千人大会上讲，毛泽东早就发现了大跃进过程中的某些错误，早就要求我们把指标降下来，是我这个主持经济工作的总理对主席的指示理解不到位，指标虽然降了一点，但仍然高，责任在我，我要交帐。这样的话说了好几遍。自己把责任揽下来就容易纠正，使得后来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能得到顺利推行。

　　把毛泽东的失误说成是客观造成的，从而加以纠正。比如讲1959、1960、1961年，三年国民经济非常困难，原因大家知道，主要是毛泽东发动大跃进和反右倾造成的。但是周恩来讲是三年自然灾害造成的。他讲这几年的自然灾害不仅是建国以来没有过的，甚至从他们这一代记事起到现在，都没有发生过这么大的自然灾害。其实那三年自然灾害虽在局部较严重，但远没到粮食严重减产的程度。他讲自然灾害造成困难，那么政策调整就是面对自然灾害来的，而不是面对我们工作中的错误来调整。这样毛泽东也就能够接受。

　　采取毛泽东能接受的措施来纠正错误。在纠错过程中，周恩来非常谨慎，言谈举措都让毛泽东能接受，甚至也让江青所接受。1960年开始，纠正大跃进的错误时，一开始李富春提出方针是整顿、巩固、提高。周恩来一看“整顿”两个字可能刺激毛泽东。就把它划了，改成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整顿”说明错误程度很严重，而调整就平和得多，这样毛泽东才能接受。再比如解放老干部时，中央发的社论中原来有这么一句话：“老干部是党的宝贵财富”，周恩来觉得这样写虽然没错，但会让别有用心的人钻空子。只讲老干部，那江青一伙怎么想?他们自认为代表的是新干部。于是亲手改成“经革命战争锻炼的老干部和文革中涌现出来的新干部都是党的宝贵财富”，这一改谁都不好讲什么，社论得以通过。解放老干部的政策得以顺利落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