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在广西电影制片厂拍摄的故事片《周恩来》中有这样一组镜头：1968年10月，周总理在办公室里看阅公安部送来的有关孙维世的死亡报告书， “在押犯孙维世于10月12日晚11时送公安部医院，诊断系蜘蛛膜下腔出血，经治疗无效，于14日下午3时30分死亡。特此报告，王明苏修特务专案组。” 周总理心情特别沉重地在孙维世死亡报告上批示并告诉秘书“马上送公安部，叮嘱他们要保护好孙维世的遗体，准备检验”。秘书奉命走后，周总理陷入回忆中……
1939年8月，延安。周恩来伤臂缠着绷带，正在办公桌前与邓颖超、孙维世谈论去苏联莫斯科的事。孙维世说：“爸爸、妈妈，毛主席批准我跟你们一起去苏联了，可以见到斯大林，去莫斯科红场，瞻仰列宁墓，还要去莫斯科小剧院，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戏剧学校，可看好多好多戏……”
周总理拿着孙维世的遗照在沉思着……秘书进来说：“总理，孙维世同志的尸体已经火化了，他们说按反革命处理的，连骨灰也没留下。”
周总理拍案而起：“太不像话了，怎么能这样对待一个烈士子女呢！”
以上这几组镜头虽然是电影中的几个画面，但却是历史事实。早在1937年延安时期，孙维世是江青的战友、同事，也是朋友，可到了1968年3月 1日，孙维世便成了江青的眼中钉肉中刺，不除不快的“仇敌”，不仅被戴上手铐投入监狱，而且到10月14日被迫害惨死狱中，这完全是江青为掩盖她自己丑恶历史而一手制造的大冤案。
6岁时父亲被敌人杀害
孙维世的父亲孙炳文是革命先辈，四川南溪县人（1885-1927），1908年考入京师大学堂文科班，1911年加入同盟会，为京津同盟会文牍部长。辛亥革命后，任北京《民国日报》总编辑。由于揭露袁世凯窃国阴谋而被通缉。1918年到朱德旅部任谘谋（即参谋）。1922年赴德国留学，11月于柏林经周恩来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旅欧支部成员。后曾两次到苏联考察学习。1925年冬回国，任广东大学（后改中山大学）教授，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上校秘书，1926年6月，孙炳文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秘书长。同年7月，北伐战争开始后，他任总政治部后方留守处主任。1927年春，蒋介石加紧反共步伐，阴谋发动反革命政变，孙炳文在黄埔军校的演讲中予以坚决揭露。4月16日，孙炳文在取道上海前往武汉时，由于叛徒的告密，被敌人逮捕。敌人对孙炳文诱以高官厚禄，遭他严正拒绝。4月20日，孙炳文在龙华被敌人杀害。时年42岁。
当时孙维世（原名孙光英）只有6岁，母亲任锐带着她逃亡到武汉，不久又回上海，继续坚持地下工作。孙维世从小就受到党的革命思想熏陶，小小年纪就能帮助妈妈烧毁秘密文件或送信。从9岁到16岁，基本上过的是颠沛流离的生活，除了母亲的教育，只在12岁时在北平贝满中学上过一段时间学。14岁随母亲到上海参加由党领导的上海业余剧人协会和东方社的进步演出活动（当时江青也在那里），曾在龚秋霞主演的电影《压岁钱》里演出。
16岁时被周恩来认做干女儿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她随上海戏剧界救亡演剧队到武汉，沿途演出抗日救亡剧目《放下你的鞭子》。作为一名在敌占区残酷的斗争中成长的革命烈士遗孤虽然当时只有16岁，但孙维世的思想却成熟得多。她找到驻武汉八路军办事处请求去延安，恰巧碰到周副主席，一阵亲切问候，不久，周恩来便派专人将孙维世护送到延安，先后到抗大、党校、马列学院学习，周恩来和邓颖超写信给任锐同志说：“愿将烈士遗孤当成自己的女儿。”并常写信鼓励教育孙维世： “你是我向党负责的女儿。”而孙维世也非常尊敬周恩来和邓颖超，把他们看做是自己亲生父母一样，经常去看望或住在他们身边，每逢见面团聚，都充满革命家庭天伦乐趣。第二年，孙维世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参加话剧《血祭上海》的演出，显露出她的艺术才华，获得热烈反映。1939年，毛泽东亲批同意孙维世到苏联学习，并由周恩来和邓颖超亲自带她飞往莫斯科。当时，苏联正处于卫国战争时期，一切都比较战斗化，也很艰苦，有关负责同志出于对中共烈士后代关心，将孙维世安置在外国友人住的受到照顾的环境中，但孙维世从不搞特殊，她说：“毛主席派我来学习，不单学习专业技术知识，也要学习好苏联人民反法西斯的革命斗争精神。”这样，她便和苏联普通公民一样去排队领取每日配发的口粮，到工厂进行义务劳动，参加医院救护工作，为伤员输血……尽管战争年代条件艰苦，她却安心坚持学习，以优异成绩先后毕业于莫斯科东方大学和莫斯科戏剧学院。
留苏回国成为戏剧专家
1946年秋，孙维世在莫斯科学成归国回到延安，当时正处于解放战争初期，她向毛泽东、周恩来汇报了她在苏联学习情况和在卫国战争时的见闻。几位领导人都给了她很大的鼓励与嘉勉。为了了解情况接近群众斗争生活，很快孙维世又投入到陕西、山西三交县土改运动。到了1948年9月，孙维世来到当时驻在石家庄正定的华北大学三部（即文艺学院）教学，任编译组研究员，组长由三部主任沙可夫兼。记得在欢迎她的晚会上，气氛异常热烈，特别是听到领导介绍她是在苏联莫斯科戏剧学院学习表导演，并以优异成绩毕业回来的专家，大家非常钦羡和敬佩。孙维世在会上朗诵萧三写的一首《礼物》，大家听后一片热烈掌声，给人留下难忘的烙印。
不久，孙维世调华大文工一团工作，真是给全团增添了力量，无论从生活、学习、工作，还是个人作风上，她事事走在前，处处作榜样，她为人热情、坦率、真诚。每逢行军休息或节假日闲下来的时候，大家总爱围上一圈听她讲苏联的战争和社会见闻。最让我们感兴趣的是有关艺术上的苏联名剧。通过她有声有色的讲述，我们更加着迷，有时一次讲不完，就讲好几次，使大家对苏联莫斯科大剧院的演出特别向往。
1948年，解放战争已到了大反攻阶段，在山西，我解放军正围攻太原，为配合宣传党的政策，华大文工一团奉命来到太原前线榆次县南河流村，一面开展群众创作，一面排练新节目准备进城。恰好李键庆、李翎作剧，张鲁作曲的小秧歌剧《一场虚惊》被孙维世看中，并亲自导演，其中只有两个人物，突击排练并未引起大家重视，连演员自己都觉得就是一般效果，可一进入排演场情况则不同了。首先孙维世的导演构思就十分精辟、新颖。她还给这出小戏增加了序幕与尾声，使整个故事丰富饱满。到了11月中旬《一场虚惊》彩排了，出人意料的是这出反映解放军遵守党的政策法令，保护关爱人民群众利益，为配合任务写的小秧歌剧，经过孙维世的手这么一导，整个戏完全活起来了，在一片掌声与笑声中大获成功，不仅同志们满意，更得到了榆次老乡们的赞同与夸奖！有的老乡更是剧演到哪，他们就跟到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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