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移民潮的异想

　　过去几年中国大陆对外移民数量大幅增长，不少资金因此外移，且移民者中不少涉及贪污腐败，部分移民财大气粗、行为踰矩，给外界留下负面的印象。但有些报道指称极高比率的中国富豪准备或已经移民他国，其中一些甚至宣称，富豪带走的资金若无法回流中国，可能导致中国经济崩溃，这些报道恐怕就过于哗众取宠了。

　　开发中国家通常内政不修，经济凋敝，人民的国家向心力较低，其豪富阶层往往甘为买办，热衷于在已开发国家置产，以享受较佳的生活；一般百姓若得到机会，或在发展过程中累积足额积蓄，也可能寻求移民。于是在经济高速起飞期，这些国家往往也出现对外移民高速增长的现象，“内在美”一词即被用来形容类似于大陆的裸官现象。

　　台湾在1980年代也出现大规模的移民潮，10年之间仅移民美国即达10余万人，解严之后移民增幅虽然趋缓，但在一代人的时间内移民美国人数，已达台湾总人口的百分之一以上。大陆目前的发展阶段，与台湾1980年代中期接近，拥有千万元人民币资产足以投资移民者上百万户，涉及人口近千万，其中一些家庭寻求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的更高生活品质，倒也不足为怪。问题在于，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任由他国成百上千万的移民蜂拥而入，以免移民者变成殖民者。

　　过去澳大利亚若不对移民加以管制，其华人比例现在可能高过马来西亚；美国若不对移民加以管制，北加州种族构成也可能类似新加坡；主流社群断不能接受这类前景，因此提出排华政策。现在每年数万华人移民或勉可被接受，为数更多则必然成为政治问题。亨廷顿的“我们是谁”虽以墨西哥移民为箭靶，但显示主流对少数的疑虑并未消弭。在此情况下，纵使中国有千万人热衷移民，走得成的也只能是其中少数。

　　不论移民何地，若数量少、集中度差、文明自信低，就容易融入当地主流社会；倘若数量多、集中度高、文明自信高，则同化意愿降低，且往往引起当地社会的反弹。一些中国人移民非洲与拉美等地，但数量较少、集中度差，且移民本身往往并非中国社会的上层阶级，承载的文明自负较低，可以成为低调的文明桥樑。若数量多且集中，如过往在东南亚的移民，则移民地位往往取决于中国本身。

　　中国移民的问题，最终取决于中国的发展。日本移民不多，且日本移民的聚居区往往是当地较有秩序、较繁华之处，显示日本自身的优越地位。华人聚居区常显得脏乱，伦敦、纽约的唐人街皆如此，反过来提醒世人中国整体水平的低下。中国的发展不仅意谓对外移民数量可能减少，且移民在当地国的地位也随之提升，此时纵然未被当地国同化，也未必构成族群紧张。何况当地人纵然心有不满，也难以有所作为，只不过此时若还要推动和谐世界，华人就仍应注意学习当地文化，以成为文化的桥樑。

　　要发展就得持续投资。大量资本用于本土的投资，意谓豪富阶层可用以转移出国的资本减少，发展前景清晰也将降低移民的意愿。与此相对，民主化虽能改善政治对于豪富阶层的压力，减少部分中国人移民的动机，但民主化也意味国家财政向福利政策转移；无序的民主化意味无序的福利政策与财政的虚掷，其结果是建设的延宕、经济的停滞，最大的输家是国家的前途。

　　因此，中国应坚持以经济发展为中心，推动有序的民主化，以放大十倍的日本为国家的发展目标，使国民成为“十亿中流”。未来几年或许是中国人向外移民的高峰期，但10年之后，随著中国所得的提升及老龄化、少子化问题的加剧，世界要关注的将不是中国人移民各国造成的压力，而是人才、人力向中国集中造成的各国劳动力不足与素质降低。（作者：包淳亮 中国科技大学(台北)助理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