倾中国之所能:毛泽东援外为何可以不计后果?(图)

　　他们经常举的一个例子，是批评俄国人出于自私的目的，在抗战期间把武器统统给了蒋介石，只给延安送了些药品和马列书籍。另一个例子是批评俄国人在抗美援朝的问题上，一面鼓动中国出兵援朝，主动向中国提供大量武器装备，一面却在中国无偿地大量损失生命财产的情况下，要求中国为苏联的武器装备付款出于同样的道理，毛泽东也始终不能理解，为什么俄国人对那些尖端技术总是那么神神秘秘的，生怕中国人拿了去。不就是那么点儿东西吗，朋友之间同志之间有什么了不起?

　　在这里，明显地表现出两种不同文化背景的差异。就像中国人在朋友吃饭时习惯于一个人请客，而一些欧洲国家的人习惯于各自付款一样，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对“公”与“私”的看法具有明显的差别。毛泽东对援助问题的一个基本观念就是应当遵循中国传统道德中的“重义轻利”的原则。中国的古训所谓“不患贫而患不均”，“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财者勉以分人”，讲的都是一个“义”字。朋友之情是为“义”，个人钱财是为“利”，同样，国际主义是为“义”，武器技术当为“利”。因此，他极其鄙视那种重“利”轻“义”的行为，崇尚“君子不言利”。尽管，中国共产党人也并非都不那么言“利”。

　　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的做法自然与苏联极其不同。至少在整个1950年代和1960年代的大多数时间里，中国政府为援助亚、非、拉美各国革命运动，不仅倾其所能，甚至可以不计后果。尤其是在与苏联关系破裂后的1960年代，这种援助更是无所不尽其极。就是在1960年代初，中国经济严重困难的几年里，其援外金额仍超过其偿还苏联债务十几亿美元的总额。光是中国援助越南的金额，就超出抗美援朝战争费用两倍还多。在这方面，毛泽东从不主张讲中国国家民族之“利”，甚至也不念中国百姓之益。他的原则是：“不论是共产党，还是民族主义者，只要真正反帝，我们就支持。”即使因此会损害中国的某些外交关系，也在所不惜;中国的建设、老百姓的生活要受影响，也无所顾忌。他为此再三向外国党的领导人说：援助就是无偿的，“要买、要还账，这没有道理，不是国际主义。

　　那么，毛泽东是否不讲民族之“利”呢?当然不是。问题是，他在许多场合更多地还是从“义”上来看这个“利”的问题。比如，新中国建立前后，毛泽东几度与苏联讨论过归还抗战结束后被苏联占去的诸如中长铁路、旅顺港等问题。他提出这些问题的一个基本的观念就是：当年你们占去这些权益是对的，因为它们当时是国民党的，而现在天下已经是我们的了，共产党当然不能占共产党的东西，否则别人会说闲话，说你叫什么共产党?毛泽东曾明确讲，苏联当年控制中国东北中长铁路和旅顺、大连是对的，“因为当时是国民党的中国”。而中共夺权后则应该归还了，“因为是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了”。这里所表现的思维特点仍是强调一个“义”字。因此，当他在莫斯科同斯大林和莫洛托夫为归还苏联占去的中国权益问题不得不三番五次地讨价还价时，其内心极感困惑。用他的话来说就是，作为一个兄弟党，马列主义的党，却想方设法去占有一些不“义”之财，“实在不光彩”。

　　不难想象，毛泽东1949年底到莫斯科去，原本是希望斯大林能够痛痛快快地从兄弟之情和国际主义的大义出发，主动废除中苏两国间以往的一切不平等协定，想不到斯大林不仅不是他希望的“谦谦君子”，而且有时表现得就像是中国人眼中那种斤斤计较的“小人”特别是围绕着苏方非要在中国的东北和新疆要两块“势力范围”，坚持苏联技术援助必须采取合办合营公司的形式，苏联的股份必须占到51%，苏联有权利用中长路运兵等明显地不平等的要求，毛泽东事后明白过来，更是极其不满。

　　在1950年代中国与苏联的交往中充满了相互不信任的例子。在中国方面，最多的批评就是俄国人对中国人态度傲慢并颇多戒备，事事向中国方面保密毛泽东在1960年代多次说他对一件事不理解，说我们和苏联都是社会主义国家，为什么俄国人卖给我们设备时常要留一手，一些关键性的技术就是不告诉我们?还在1954年，毛泽东其实就向刚刚上台的赫鲁晓夫抱怨过，说在中苏合营的公司中，苏联方面不仅在技术上对中国严密封锁，在人员使用上对中国技术人员加以排斥，就是在公司的利润问题上也总是搞小动作，让中国方面大吃其亏。赫鲁晓夫确实也承认苏方的这种行为有些过分，很快将有关合营的协定废止了事。

　　但类似的事件是禁绝不了的，因为中苏两国毕竟是两个不同的国家，有着不同的利益需要和文化背景。不要说当年苏联对所谓“兄弟国家”的政策要首先为自己考虑，而且大多数苏共领导人还把独立色彩甚浓的中国看成是一种威胁，至少也是一匹无法驾驭的野马因此，像赫鲁晓夫那样不顾苏联自身能力地提供援助的情况毕竟是不可能长久的，大多数苏共领导人主张对中国“留一手”是难免的。然而毛泽东对这种情况却颇难理解。当1958年的“联合舰队”问题之所以会被提到主权问题的高度上来，引起毛泽东那么大的火气，就典型地反映出双方认识上存在的这种差距。

　　在毛泽东看来，核潜艇也好，原子弹也好，不过都是从地球上挖出一些东西把它变成某种物质的东西而已，只能算是“利”的范畴，而国家主权、意识形态却是属于更高层次的“义”的范畴。只要是基于“义”，苏联完全应该主动把自己的东西送给朋友。可惜，苏联却总是恃强凌弱，不仅对自己的东西待价而沽，还总是对人家的家务事说三道四、指手画脚。他之所以认为苏联搞“老子党”，搞“大国主义”和“民族沙文主义”，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看不惯俄国人重利轻义，总是企图指挥兄弟党和兄弟国家，甚至占这些兄弟国家的便宜。毛泽东对“联合舰队”问题的激烈反应，就是因为他痛恨苏联重“利”(潜艇)而忘“义”(中国的主权)，不仅不能主动帮助中国发展核潜艇，而且还想要借机占中国的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