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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的“政治交代”:小圈子那个东西害死人呐!

www.sinoca.com 2012-08-10  同舟共进


  【核心提示】他告诫:“党内无论如何不能形成小派、小圈子。”他自认:“我不是完人,也犯过很多错误,不是不犯错误的人,但是我问心无愧,其中一点就是从来不搞小圈子。过去我调任这样那样的工作,就是一个人,连勤务员都不带。小圈子那个东西害死人呐!很多失误就从这里出来,错误就从这里犯起。”他的这些警告,不是已被许多历史教训所证实了吗?

  摘自 《同舟共进》2011年第11期

  “这就算是我的政治交代。”此为《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中,一篇文章压轴的最后一句话,亦是振聋发聩的点睛之笔。此文题为《组成一个实行改革的有希望的领导集体》,是1989年5月邓小平同当时两位中央负责人的谈话要点。作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把此文称为自己的“政治交代”,可见其历史分量与意义。事隔20多年,笔者重温此文,深感一代伟人的历史嘱咐,是何等精辟、深邃、久远。

  20多年来,我国在各方面尤其是经济领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进步,当然也面临许多新的严峻问题与挑战。当中国即将走到又一个新的转折点时,我们尤应重读这篇“政治交代”,这对树立科学的领导观,必有重大的指导作用。笔者试将学习心得归纳一二。

  一心改革

  此文开门见山第一句就是:“改革开放政策不变,几十年不变,一直要讲到底。”正如文章的题目强调要“组成一个实行改革的有希望的领导集体”,反之,“如果我们摆一个阵容,使人民感到是一个僵化的班子,保守的班子,或者人民认为是个平平庸庸体现不出中国前途的班子,将来闹事的情形就还会很多很多,那就真正要永无宁日”。这就是说,唯有一心改革开放,才有希望,否则“只能是死路一条”。

  邓小平又提出:“组成具有改革开放形象的中央领导班子,使人民放心,这是取信于民的第一条。第二条是真正干出几个实绩,来取信于民。”他还提出推举人才的标准,“就是要选人民公认是坚持改革开放路线并有政绩的人,大胆地将他们放进新的领导机构里”。第三代领导集体,就是遵照这一嘱咐主事的。后来因苏联、东欧政权相继垮台,国内又出现了一股对姓“社”姓“资”持怀疑态度甚至反对改革开放的思潮。这时,已在颐养天年的小平同志,又不得不在家人的搀扶下,于1992年初再次登车南下,作出著名的“南方谈话”,使中国再次扬起进一步改革开放的船帆,从此跨入了市场经济的快车道。

  两个“宽阔”

  邓小平在“政治交代”中,对领导集体成员提出了两个“宽阔”。一是“眼界要非常宽阔”,二是“胸襟要非常宽阔”。他指出:“进入中央最高层的每个成员,都要不再是过去的自己,不再停留在过去的水平上,因为责任不同了。每个人从自身的角度,包括自己的作风等方面,都要有变化,要自觉地变化。”“眼界要非常宽阔”,就不能停留在过去所学专业、所干行业、所在地区的狭小视野中,而是既要放眼全国,又要放眼世界;既要着眼当下,又要放眼未来;既要放眼理工,又要放眼人文,把自己培养成兼知文理、通晓中西的复合型人才。唯有这样,才能坚持改革开放大业。

  另一点是“胸襟要非常宽阔”,这是讲领导集体的团结问题。唯有大家胸襟宽阔,才能团结一致。他告诫:“党内无论如何不能形成小派、小圈子。”他自认:“我不是完人,也犯过很多错误,不是不犯错误的人,但是我问心无愧,其中一点就是从来不搞小圈子。过去我调任这样那样的工作,就是一个人,连勤务员都不带。小圈子那个东西害死人呐!很多失误就从这里出来,错误就从这里犯起。”他的这些警告,不是已被许多历史教训所证实了吗?

  三代领导

  邓小平在谈话中,列举了中共历史上的三代领导,他还提出了“届”和“代”的概念。他说:“从陈独秀起,一直到遵义会议,没有一届是真正成熟的……真正形成成熟的领导,是从毛刘周朱这一代开始。”他还指出:“华国锋只是一个过渡,说不上是一代,他本身没有一个独立的东西……”“第二代是我们这一代,现在换笫三代,要真正建立一个新的第三代领导”。

  邓小平的提法可以理解为:“届”是按党章规定,一届接一届更换的领导。而要成为“代”,似乎必须要有自己的“一个独立的东西”。比如,第一代有毛泽东思想,第二代有改革开放的理论,第三代有“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现在这些“独立的东西”,都已写进修改后的党章与宪法中了。

  然而,邓小平又提出要反对“终身制”,各级领导干部皆要实行退休制度。这一点已在党章的“第三十六条”中作出明确规定。党的各级领导干部,无论是由民主选举产生或由领导机关任命的,其职务都不是终身制的,都可以变动或解除。因此,根据年龄状况,一个领导集体一般只能工作两届,顶多三届。倘若每个领导集体皆要称为一“代”,就必然要为自己拿出“一个独立的东西”,也必然皆要写进党章与宪法。这些都是不可回避,必须认真加以研究的问题。

  邓小平在文中提出:“只要这个领导集体是团结的,坚持改革开放的,即使是平平稳稳地发展几十年,中国也会发生根本的变化。”这话可理解为,中国今后几十年,不一定要再出多少个“代”,多少个独立的科学理论、指导方针及战略思想,只要平平稳稳地发展,定可发生根本的变化,以实现民族复兴的理想。

  可笔者在《邓小平文卷》第三卷,作为结束篇的文章中又读到:“江泽民同志他们这一代可以算是第三代,还有第四代、第五代。”我们的社会主义“还处在初级阶级。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还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需要我们几代人、十几代人,甚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决不能掉以轻心”。对于这些有关“代”的论述,又该如何理解呢?笔者认为,称不称“代”,有没有自己“一个独立的东西”,并不那么重要,重要的是坚持改革开放的实践。要在实际行动上狠下功夫,“真正干出几个实绩,来取信于民”。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曾尖锐地指出:“一步实际行动比一打纲领更重要”,目前我们指导思想的纲领,已达“半打”了,最终不是还得靠深化改革的具体措施与力度吗!

  四个“坚持”

  邓小平在“政治交代”中再次强调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他说:“中国不搞四个坚持能行吗?”这是个根本性问题,我们对此也应丝毫不能动摇。

  有些人常把“深化改革开放”同“四个坚持”对立起来。他们或认为,既然要改革开放,就不应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以为这是影响改革开放的“框框”;或认为既然要坚持四项原则,就不能再搞改革开放,否则就动摇了四项基本原则的根基。其实,这两种相反的说法,出于同一种思维模式——形而上学。他们根本不懂得邓小平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四项基本原则之间的辩证关系。改革开放同四项基本原则,都是出于中国的实际情况,不是非此即彼、互不相容的,恰恰相反,这两者是互为前提、相辅相成的。

  30多年的历史实践证明,没有四项基本原则作保证,中国能顺利进行改革开放吗?苏联解体正是前车之鉴。反之,不进行改革开放,没有强大的经济作基础,依旧保持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贫困、僵化状态,四项基本原则还能坚持得住吗?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同改革开放是互动的,相得益彰的。我们所坚持的人民民主专政,30多年来并非原地踏步,而是不断发展、不断丰富的,国家与社会正逐步走上民主法治的轨道。

  我们所坚持的马克思主义,也不再是苏联教科书上所解释的那种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了。而是把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原理,同中国改革开放的实际相结合,是中国化了的、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我们所坚持的社会主义,也不再是那种计划的、大锅饭式的、短缺经济的所谓社会主义,而是具有中国特色、走向全面小康的社会主义。我们所坚持的共产党领导,也不再是那种以阶级斗争为纲、将党凌驾于法律之上的领导。通过30多年党建工作,我们已大大改善了党的领导,并在继续地完善当中。

  以上所述,难道不是事实吗?

  因此,我们不能忘记先驱者邓小平等老一代的功绩,更要牢记邓小平的这份“政治交代”。这是一笔极为珍贵的政治遗产,应经常置于案头,时时翻阅、领悟、反省之。

  (作者系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第十届北京市政协副主席、第八届民建中央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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