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庆施更高唱:
相信毛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从毛主席要服从到盲从的程度。
逄先知、金冲及主编的《毛泽东传》对此评论说:“党中央的一些最重要的领导人如此集中地颂扬毛泽东个人,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从未有过的。”正是在这种氛围下,周恩来在八大二次会议上发言检讨反冒进“错误”时,专门讲了一段“向毛主席学习”的话。他说:
中国几十年革命和建设的历史经验证明,毛主席是真理的代表。离开或者违背他的领导和指示,就常常迷失方向,发生错误,损害党和人民的利益,我所犯的多次错误就足以证明这一点;反过来,做对了的时候和做对了的事情,又都是同毛主席的正确领导和领导思想分不开的。
1958年的“大跃进”,就是由这股个人崇拜之风刮起来的。毛泽东对他认为需要个人崇拜一事,并不讳言。在成都会议上,陈伯达有个长篇发言,其中讲到王明说延安整风,搞出了两个东西:一个民族主义,一个个人崇拜。毛泽东插话说:“说个人崇拜就是崇拜我。不崇拜我就崇拜他。我看,崇拜我好一点。”陈伯达在说到我们是国际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我们有权威,有代表人,有中心人物、中心思想,但并不是个人崇拜。毛泽东接过话茬说:“怎么不是个人崇拜?你没有个人崇拜怎么行?你又承认恩格斯,你又反对个人崇拜。我是主张个人崇拜的。”
1970年12月,毛泽东与斯诺的谈话,也有明白的说明。毛泽东说:
那个时候的党权、宣传工作权、各个省的党权、各个地方的权,比如北京市委的权,我也管不了了。所以那个时候我说无所谓个人崇拜,倒是需要一点个人崇拜。
过去这几年有必要搞点个人崇拜。
尽管与斯诺的上述谈话是针对发动“文化大革命”来说,但同样也是他发动“大跃进”所需要的。由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失败,毛泽东为维护他树起来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也维护他的个人权威,就更需要搞他的个人崇拜,他对林彪在七千人大会上发言的高度赞扬充分表露了这个意思。林彪在此后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出格的溢美之词,正是他对毛泽东内心世界的深刻感悟。
历史的教训何在
由上可见,中共党内出现与马克思主义相悖的个人崇拜,毛泽东负有重要责任。正如邓小平所指出:
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会走向反面。……不是说个人没有责任,而是说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
制度方面的重要教训是,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原则,没有形成严格的完善的制度。邓小平说:“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就是在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的口号下,不适当地、不加分析地把一切权力集中于党委,党委的权力又往往集中于几个书记,特别是集中于第一书记,什么事都要第一书记挂帅、拍板。党的一元化领导,往往因此而变成了个人领导。”“党内讨论重大问题,不少时候发扬民主、充分酝酿不够,由个人或少数人匆忙作出决定,很少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实行表决,这表明民主集中制还没有成为严格的制度。”
有鉴于此,邓小平语重心长地指出:
如果不坚决改革现行制度中的弊端,过去出现的一些严重问题今后就有可能重新出现。只有对这些弊端进行有计划、有步骤而又坚决彻底的改革,人民才会信任我们的领导,才会信任党和社会主义,我们的事业才有无限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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