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十四大时邓小平用什么方式表示支持江泽民

　　【核心提示】公开的报道说，邓小平是来“与出席十四大的全体代表见面”的，其实，我们也可以认为，他是在以某种方式，对江泽民表示支持，也向中央委员会里的这些新人说“再见”。

　　摘自《天津日报》2003年7月7日专副刊第11版，原载于《变化——1990年—2002年中国实录》，作者：凌志军，出版：中国社科出版社出版

　　凌志军所著的《变化——1990年—2002年中国实录》(中国社科出版社出版)一书面世后，立即引起读者的注意，在许多书店的“畅销书排行榜”上连续几周都能见到此书。

　　作者酝酿和写作此书历时三年，增删五稿。通过大量材料反映了我国这十三年来各方面的深刻变化，使我们看到改革开放给我们国家带来的巨大发展。书中详细介绍了邓小平同志这些年的贡献。现将书中记叙邓小平如何走完人生的描述摘录如下——

　　邓小平是在1989年9月4日提出他的辞职请求的。辞职信写给党中央政治局。但是，直到11月9日全体中央委员同意了他的辞职之后，他才算是退休了。在当代中国的历史上，这一天是可以留下一页的。党的领袖的“终身制”在这一天被瓦解了，第三代领导集体从这一天真正开始了自己的历程。当邓小平的辞职公开之时，不少老百姓认为，他辞职却不一定会辞事。不过，我们从现有种种记录来看，至少在那个时候，邓已下决心不再过问台前幕后的是非恩怨。用他自己的话说，“退就要真退”，他今后不再代表集体、党和国家，亦不再插手中国大政。当日诸如《人民日报》这样的官方报纸，全都大张旗鼓地说邓小平“告别政治生涯”。如果不是他的本意，旁人是不敢这样说的。“你们有事找我，我不会拒绝，但是不能像过去一样。”他对中南海里新一代领导人说：“我不希望在新的政治局，新的常委会产生之后再宣布我起一个什么样的作用。”还说，“我多年来就意识到这个问题，一个国家的命运建立在一两个人的声望上面，是很不健康的，是很危险的。”他相信他已完成第二代领导向第三代领导的过渡，回到家里，对家人说：“退休以后，我最终的愿望是过一个真正的平民生活。”

　　1992年10月12日，中共十四大在北京召开，江泽民作了《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夺取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更大胜利》的报告。江的声音停止的时候，台下掌声雷动。会场外面，有一个人也在鼓掌，这是邓小平。他是特邀代表，但没有到会场来，正坐在家里的电视机前，看着他的接班人读完了最后一句，说“讲得不错，我要为这个报告鼓掌”，便独自拍起手来。可是当时大会堂里这些人，并不知道邓在和他们一同鼓掌，会一散，都问邓小平为何没来。大家一直期待着他出现在大会堂里。

　　邓打定主意：再次到前台走一趟。那一边，会议已经闭幕，代表们全都觉得这场面缺少一个高潮，不免美中不足。正在这时，一个人走进来，站在他们面前，那正是邓。他身穿灰色中山装，把脚踩在红色地毯上，一边迈步，一边频频致意。七个常委全都跟在他的身后，亦步亦趋。两千多位代表和中央委员全都站在他的面前，掌声不息。他微笑着走了一圈，停下来和几个人握手，然后又走到中间，看看大家，对江泽民说了一句话：“这次大会开得很好，希望大家继续努力。”然后转过身去，摆一下手，飘然离去。众人望着他的背影渐渐远去，目不转睛。他没有再说“告别政治”这样的话，在场的大多数人都没有想到，这是他们最后一次听到他的声音。

　　公开的报道说，他是来“与出席十四大的全体代表见面”的，其实，我们也可以认为，他是在以某种方式，对江泽民表示支持，也向中央委员会里的这些新人说“再见”。也许他还希望把江泽民未来道路上所有障碍都搬开，所以他才要求所有的老人和他一同离开。他要这次会议取消中央顾问委员会，从此不再设立类似机构。在此之前，“顾问委员会”是党的权力机构中最重要的部分，“顾问委员”也遍布全国。从那以后，所有顾问委员都取消了。

　　……

　　1997年2月，也即旧历丁丑年正月，全体政治局常委都接到通知不要出京，留在家中待命。不是发生了什么意外变故，而是一个既定的进程日愈迫近终点：邓小平走到他生命的最后时刻，医院的报告说他已经病危。自从1994年春节以后，他就再也没有公开露面了，境外的媒体就像那个总是高喊“狼来了”的孩子，至少一百次说他“病危”，但他却在京城里自己那个四方形的院落中，过得既舒适又洒脱。这一次没有谁说什么，可是“狼”真的来了。

　　只有他的家人和党的新一代领袖们知道这个消息。根据医生解释，他的心脏健康，肝脾也好，没有老年人常见的糖尿病或者前列腺炎，致命的问题发生在神经系统，这在医学上叫做“帕金森综合征”，是一种没有办法根治的疾病。“他患帕金森综合征的时间也长，治了十几年呢”，吴蔚然说，“到后来，越来越差。”疾病蔓延到呼吸器官，一发不可收拾。1996年12月的一个清晨，他一觉醒来，觉得呼吸不畅。按照过去多年的习惯，他本应走到卫生间里去洗脸刷牙，然后坐在一个小方桌子边上喝一杯茶，开始吃早餐，有牛奶和鸡蛋。秘书通常在这时进来，把他要用的东西放在办公室里——眼镜、手表、放大镜，还有一摞文件和报纸。他把一天剩下的大部分时间花在办公室里。这里有一个办公桌，但他不喜欢坐在那里，通常是坐在一个单人沙发上批阅文件或者翻看报纸。他喜欢看地图，喜欢翻字典，有时候看看《史记》或者《资治通鉴》，但他更喜欢看《聊斋》。他喜欢打桥牌、游泳、看人家踢足球，但他最经常的运动是散步。他喜欢散步，对他来说，那是锻炼，是休息，也是思考。有人说这是他在“文革”被贬、离群索居在南昌郊区那个小院子时养成的习惯，那条著名的“小平小道”就是他在那三年里踩出来的。现在，在京城中心他家的院落中，也有这么一条小路了。每天上午10点钟，护士就会进来，提醒他出去散步。他的贴身工作人员王士斌精心丈量过这个院子，说它长五十米，宽四十米，绕院子一圈是一百八十八米。还说，“中国的许多重大决策，是他在那条小路上边散步边思考出来的。”可是这个早晨，他觉得自己什么也做不了了。咳嗽不止，令他不能正常呼吸，不能下咽食物，更无法完成他的这些活动。身边的医生已经不能应付这个局面，只好把他送进医院。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