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陈独秀致信中央:我党此时正需要反对派(图)

　　【陈碧兰：一位女性的出现】

　　彭述之一度与向警予恋爱，但党中央不支持。向警予奉命去莫斯科后，彭心情非常糟糕，开始酗酒。这时，一位叫陈碧兰的女性的出现，抚慰了彭述之的心。

　　陈碧兰和罗亦农原是恋人，因陈先从苏联回国，罗亦农托付彭述之照顾陈碧兰——没想到引来又一段感情纠葛。为了解决陈、罗、彭三人之间的关系，中央政治局又一次召开会议。会上，陈碧兰只是哭，不说话。罗亦农姿态很高，表示自己不计较这些，以后还会与彭述之很好地合作。事后，罗亦农也的确表现得很好，一心扑在工作上。

　　1925年，彭述之与《中国妇女》杂志编辑陈碧兰结婚。1946年5月1日，彭述之和陈碧兰创办了两个托洛茨基主义的公开刊物，一是彭述之主编的理论和政治性的月刊《求真》，另一个是陈碧兰主编的《青年与妇女》，不久改名为《新声》，一直出版到他们1948年末离开上海为止。

　　托派成员周履锵在晚年撰写的《听彭述之讲课》一文中，回忆了彭述之1947年在上海办哲学班的情况：

　　1947年春，我到了上海，受周仁生的影响，初步接受了托洛茨基思想。经常阅读《青年与妇女》、《求真》、《新旗》等托派刊物。《求真》每期都有陈人白写的文章。大约这一年的三四月份的一天，周仁生对我说：“上海有一个哲学班，每星期日上午，陈人白教授主讲。”我当然乐意参加，他带我到卡德路(现在叫石门二路)山海关路育才中学的阶梯教室……

　　听课的人背后甚至当面称陈先生为欧伯。后来才知道，欧伯就是彭述之，是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内仅次于陈独秀的第二号领袖。

　　……其实彭述之讲课时根本不用教材，都是直接口述的。一次课或一个课题结束后，将笔记稍一整理，就是完整的一篇文章或一本书，可惜当年的笔记本都没有保存下来……我敬佩彭述之的渊博知识和革命经历，二年所受到的教育是终身难忘的……

　　1948年春，当中国共产党在各个根据地取得重大胜利之际，彭述之和刘家良在托派“中常会”开会讨论形势时还断言：“中共要想夺取政权绝对不可能。”当解放军取得渡江战役的胜利后，彭述之等将“中国共产主义者同盟”改名为“中国革命共产党”，对新政权跃跃欲试。而当时中国托派总人数不超过500，彭述之等人的计划无异于痴人说梦。

　　上海解放前夕，彭述之将托派“中央机构”撤到香港，并在大陆上建立潜伏组织，通过香港总部接受“第四国际”的指示。1952年12月22日，党和政府为了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宣布取缔大陆的中国托派组织。由于港英当局的逼迫，彭述之到香港不久便流亡越南西贡和第四国际驻地巴黎。1973年后，彭述之定居美国。

　　彭述之陈碧兰感情很好，虽经历了被开除出党、漂泊海外的颠沛生活，但相伴终生。陈碧兰在晚年撰写的《回顾我和彭述之的岁月》一文中写道：“自一九二七年革命失败后，直到今日的整整三十八年的悠长岁月中，彭述之的生活经常陷于贫穷、惊险、恐怖与逃亡的状态……从国民党的追逐、逮捕、监禁，斯大林党的造谣、污蔑乃至企图迫害;以及日本帝国主义统治下的恐怖、追逐和迫害，曾有数次都是在千钧一发的死亡线逃脱出来的。他活像一个扮演惊险影片的主角。假如单从这一点来说，他是一个‘幸运儿’!”

　　1983年11月28日，彭述之因患心脏病在美国去世，终年89岁。彭眷恋故乡，弥留之际嘱咐女儿陈映湘一定要回湖南隆回老家看一看。

　　对于彭述之的一生，王凡西在《双山回忆录》中作了评价：“彭述之死了，一个老革命家逝世了……这样一位始终不变，为一个政治主张而斗争终生的革命者，不管他的所信正确或者错误，也不管他的事业成功或者失败，他之值得人们悼念、值得后来者的研究，那是完全应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