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为什么选择89年辞去党内外一切职务?(组图)

　　1988年7月，政府叫停“物价闯关”对经济实行全面“治理整顿”大幅提高银行存款利率，削减基本建设投资，这些政策固然让物价上涨幅度从18.8%降到了1990年的3.1%，可是经济增长率也从11.3%跌到了3.8%，一直在“摸着石头过河”的路上探索的改革遭遇了一次巨大的波动。

　　一年前“价格闯关”失败的阴影和经济“治理整顿”的强硬力度，让1989年的中国经济增长速度降到了1978年以来的最低点，银根紧缩，消费降温，工厂开工不足，乡镇企业大面积倒闭，失业人员增加，资金流通不畅，而一场前所未有的社会动荡，更让12年改革积累出来的变革形象和成长锐气遭到空前的挫折。

　　杨继绳：1989年7月份，我到天津开发区采访，整个宾馆就我们两个人，全部外商都走了，加上外国制裁等各种因素，内外交困，经济上遇到很大的困难，改革开放面临夭折的危险，这时邓小平来说，他应该是心里应该是比较不太舒服的。他必须挽回他这个形象，必须把改革开放重新推进，而且他什么也不是，就是个普通党员。

　　1989年秋天邓小平提出辞去党内外一切职务。邓小平：一句话，感谢同志们的理解和支持，全会接受了我退休的请求，衷心地感谢全会，衷心地感谢同志们。

　　不少人担心私营企业的膨胀发展，最终造成社会主义中国的“变色”，那些针对改革政策的质疑指责从四面八方射来，《人民日报》原评论部主任编辑马立诚和资深记者凌志军，在《交锋》一书当中记录说，“那些密集的连珠炮似的批评文章满天飞，这是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十分罕见的现象”，而事实上，这样的争论和交锋正是从那个时候起就埋了伏笔。

　　在不同观念的交锋碰撞中，政治和经济上的不安定因素不断地集聚发酵，改革的风险日渐加剧，在对未来走向的探索中，激进的思路渐渐退潮，一种渐变式的改革理念成为新的主流。小平提出，“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此后“稳定”成为一个频繁出现的名词，《人民日报》在1990年的元旦社论中写道，“只要保持稳定，即使是平平稳稳地发展几十年，中国也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