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1981年8月21日会见了意大利女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邓小平在这位外媒记者面前“解剖”了自己: “我是犯了不少错误的, 包括毛泽东同志所犯的错误, 我也有份。”
比方说:如何评价“文革”前17年?
胡乔木的原稿提出:在17年中,多数情况我们党的路线是正确的,取得了伟大的成绩。大家对这个结论不完全同意。有人疑问:“文革”前17年有没有路线错误?有,那么主要是“毛泽东的错误”,还是草稿所笼统说的是“党的错误”?许多人强调存在一条“左”倾路线,毛泽东就是“左”倾路线的总代表,不能回避,对此要有一个正确的评价。
对于毛泽东的个人评价,也是这次争论的焦点,大家对他在民主革命中的功绩分歧不大,但对他在建国以后的历史实践则颇多非议,而这些问题又和毛泽东的为人、行事作风相关。有人就指出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动机不是为了反修防修,而是以整人开始,整人告终。
针对这种情况,党内有一些人也非常担忧,开国大将黄克诚就不同意错由毛泽东一人负责,他说:“比如反右派扩大化,错整了很多人,就不能只由毛主席一个人负责。我那时是书记处成员之一,把有些人划为右派,讨论时未加仔细考虑就仓促通过了。自己做错的事情怎么能都推到毛主席身上呢?全国为什么错划了那样多右派?我看各级党委都要负一定的责任。‘大跃进’中,许多做具体工作的人盲目地浮夸,将事实歪曲到惊人的程度,使错误发展到严重的地步,也是有责任的。同志们可以想一想,反右派、大跃进、五九年庐山会议、提出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理论、决定搞‘文化大革命’、以至错误地开除刘少奇同志的党籍等等,哪一次不是开中央全会举手通过决议的?如果中央委员多数都不赞成,各级领导干部都不赞成,毛主席一个人怎么能犯那样大的错误呢?”
对于许多人由于受过打击、坐过牢的干部对毛泽东有愤慨情绪,黄克诚说可以理解,他自己也吃了一些苦头,但是:“不能从我们个人的利害得失、个人的愤慨不平出发 。”
四千人讨论的一些意见也随时送到邓小平那里,对于毛泽东思想的评价,他认为不仅是理论问题,还是政治问题,写过头,会给我们党和国家抹黑:“毛泽东思想这面旗帜丢不得。丢掉了这面旗帜,实际上就是否定了我们党的光辉历史。”邓小平还提出, 对毛泽东的错误“一定要毫不含糊地进行批评, 但是一定要实事求是”。
陈云就决议中如何具体写毛泽东的错误问题向起草小组提出了自己的意见:一、毛主席的错误问题,主要讲他的破坏民主集中制,凌驾于党之上,一意孤行,打击同他意见不同的人。二、整个党中央是否可以说, 毛主席的责任是主要的。党中央作为一个集体来说,有责任, 没有坚决斗争。三、毛主席的错误, 地方有些人有相当大的责任。陈云对毛泽东晚年错误的这种分析, 与早前邓小平的对此问题的认识“如出一辙”, 而陈云的意见对起草小组如何评价毛泽东, 以致总结“文化大革命”影响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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