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评三年大饥荒:民众遭迫害已达不可忍程度

　　蒋介石二上金门，要求守岛官兵“与阵地共存亡”

　　20世纪50年代中期，中共中央提出以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的构想。亚非会议期间，周恩来公开表示愿意同蒋介石谈和平解放台湾问题。

　　1956年6月，周恩来在全国人大一届三次会议上进一步提出：“我们愿意同台湾当局协商和平解放台湾的具体步骤和条件，并且希望台湾当局在他们认为适当的时机，派遣代表到北京或者其他适当的地点，同我们开始这种商谈。”

　　中共中央通过各种渠道，将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愿望和对台政策传递到台湾。蒋介石为了摸清中共的真实意图，也派人赴北京刺探消息，以便制定相应的对策。蒋介石选定的人是“立法委员”宋宜山。1957年4月，宋宜山自香港经广州乘火车赴北京，当日即会见了唐生明，唐是受中共中央统战部委托出面接待的。周恩来委托李维汉、罗青长同宋宜山见了面，进行了交谈。中共方面表示：国共两党可以通过对等谈判，实现和平统一;台湾作为中央政府统辖下的自治区，享有高度自治权;台湾政务仍归蒋介石先生领导，中共不派人前往干预;国民党可派人到北京参加对全国政务的领导，但美国军事力量必须撤离台湾海峡。

　　宋宜山在北京期间，参观了石景山钢铁厂、四季青农业合作社、故宫、颐和园，还去功德林战犯管理所探望了胞弟宋希濂。5月，宋宜山返回香港，写了15000字的报告呈蒋介石。报告除汇报与周恩来、李维汉见面商谈的情况外，还叙述了北京之行的各种见闻，反映了中共治理下的祖国大陆呈现的勃勃生机。蒋介石看到报告后大骂道：“娘希匹!他把共产党说得那么好，半个月就被赤化了!”并叫人告诉宋宜山，不必回台湾了，就留在香港好了，“立法委员”的薪饷可以照发。

　　1957年8月，蒋介石为了给金门守军打气，第二次登上了金门岛。他把中共的和谈建议说成“统战阴谋”，要求守岛官兵“与阵地共存亡”，并鼓吹“汉贼不两立”，“反共复国的基本国策不会改变”。他还表示，反对任何撤守金、马外围岛屿的建议，决定成立金、马“战地政务委员会”，向金、马增派部队，准备“反攻大陆”。不久，美国第七舰队在台湾海峡南部举行大规模军事演习，蒋介石、宋美龄观看了演习。

　　蒋介石三上金门，发起全军、全国的“毋忘在莒”运动。

　　在三年困难时期，蒋介石错误地估计了形势，认为大陆正处于“天灾人祸，交相煎迫的当口”，大陆民众“所遭受的迫害，已达到不可忍受的程度”，“热切盼望我反攻大陆，推翻中共政权”。而且中共与苏俄间“争执激烈，如果中华民国军队反攻，苏俄将不会援助中共”。

　　于是，蒋介石在1962年元旦，提出要以“革新重启革命的契机”，“以动员集结反共的力量”，“以战斗争取反共革命的胜利”。3月29日，蒋介石在青年节又宣称：“我们已掌握了复国之钥，进而要打开铁幕之门的时候了。”号召青年“加紧准备参加圣战”。11月12日，国民党召开八届五中全会，要求贯彻“反共革命”任务，集中人才“复国建国”，进行“反共复国”的动员与准备。

　　为此，台湾当局采取了一系列具体措施和步骤：第一，征收“国防临时特别捐”，筹措反共经费。第二，设立“反攻”机构。1962年初，成立了以蒋介石、陈诚为首的“最高5人小组”(又称“反攻行动委员会”)，作为决策机构。国民党第九次代表大会之后，筹组“中华民国反共建国联盟”，实施《反共建国共同行动纲领》。第三，下达“征兵动员令”，提前开始“现役征集”，并从日本购进大量血浆，以备战时急救使用。要求士兵明确“为谁而战?”并在每个士兵的鞋和皮带上都刻有“光复大陆”的字样，准备与中共决一死战。

　　蒋介石企图在1962年“反攻大陆”的消息，中共中央了解得一清二楚，只是对美国的态度还不摸底。为此，周恩来对在华沙参加中美大使级会谈的中方代表王炳南说：“经中央认真研究，认为蒋介石反攻大陆的决心很大，但他还是存在一些困难，今天的关键问题要看美国的态度如何，美国是支持还是不支持，要争取让美国来制止蒋介石反攻大陆的军事行动。”

　　当时，王炳南正在国内休假，他很快动身赶回华沙，同美方代表卡伯特见了面。在这次非正式会谈中，经过王大使的一番警告之后，卡伯特当场表示：“在目前情况下，美国绝不会支持蒋介石发动对中国大陆的进攻。蒋介石对美国承担了义务，未经美国同意，蒋介石不得对中国大陆发动进攻……我向贵大使保证，我们绝不要一场世界大战，我们要尽一切力量来防止这种事情。”

　　没有美国人的支持，蒋介石“反攻大陆”不过是一句空话。

　　1964年10月1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功爆炸第一颗原子弹。蒋介石在极端失望之时，仍打肿脸充胖子。1964年12月，他拖着77岁高龄的病弱之躯，拼着老命第三次登上金门，号召金门蒋军“团结奋斗，雪耻复国”，鼓励他们再一次开展“毋忘在莒”运动。他核准《“毋忘在莒”运动实施纲要》，下令推广到全体军队中去，号召全体国民都来“效法田单复齐”。

　　就在蒋介石忙于开展“毋忘在莒”运动之时，原“国民政府代总统”李宗仁却迈出了一生中最具有转折意义的一步，于1965年7月20日从美国回到北京。他在当晚的宴会上深有感触地说：“我已经回到家里了。多年阔别家园，一旦重返乡邦，看到江山如此多娇，城乡面貌焕然一新，象征着祖国已经进入了一个伟大灿烂的时代，一种内心愉快之情，绝不是语言可能表达出来的。”

　　7月27日，毛泽东在中南海丰泽园接见了李宗仁夫妇。李先生深以台湾问题久悬不决为虑。毛泽东说：“不要急，台湾总有一天会回到祖国来的，这是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