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洋枪队”出山是中国传统

　　三名身着制服的“洋城管”现身安徽合肥，引起全国热烈围观，应该是当事各方都始料未及的。就事件本身而言，三个外国留学生以志愿者的身份，换上一身制服，参与了两个多小时的社会实践，本来算不上新闻，更遑论热点。可是，谁让城管这个身份在中国的“声望”如此之大呢？要知道在中文网络的描述里，城管的八面威风足以盖过称霸世界的美军。所以，事件的反响原因在于城管角色的特殊性，哪怕外国留学生去客串了一会儿巡警，恐怕也未必会得到这样密集的关注。

　　有些报道提到了外国人“执法”的问题，这倒是此一做法最可商榷的关键。不过，人家说了：“我们找外国人当的是城管志愿者，他们并不执法。开罚单的是我们城管执法人员，确认是否违规是由执法队员做的，志愿者协助进行劝导和清理，这点法律常识我们还是懂的。”既然这样，那就没啥好说了。

　　还有人站在“民族大义”的角度，大发“崇洋媚外”的感慨，未免多余而且偏狭。因为若是穿越到唐代的长安城，撞见几个着文武官员服色却又金发碧眼、鹰鼻深目的老外，根本不值得大惊小怪。

　　一直到西方把民族国家的概念强行舶来之前，传统的中华帝国在对待外国人、外族人方面并没那么多讲究。虽然孔子在《春秋》中提出“内诸夏而外夷狄”，开启了“夷夏之防”理论的先河，但“夷夏”的主要评判根据是文化而非血统、地缘。唐人程晏的《内夷檄》说得最为清楚：虽然“身出异域，能驰心于华，吾不谓之夷矣”;相反，即便是中国之民，“虽身出于华，反窜心于夷，吾不谓之华矣”。

　　唐代的政府机构中外国和外族人颇多，职位高者如哥舒翰、高仙芝、安禄山等，皆手握重兵。这固然和李氏的出身背景、当时东北亚的政治环境有关，却也展现出“文化民族主义”的独特风范。新罗学者崔致远12岁奉父命来唐留学，父亲要他十年内考上进士，否则“就当没有这个儿子”。崔致远在唐的第六年成功考中，后来也踏上仕途，就职于淮南节度使幕下。这是一个外国留学生的中国奋斗记，不止扮演了两个小时的城管。

　　安禄山的叛乱，重创唐帝国的元气，“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观点逐渐抬头。自唐末起，中原农耕文明受到游牧文明的打击和威胁更是日渐严峻，特别在两宋期间，“夷夏之防”的呼声高涨，但总体而言，中国特色的“文化民族主义”仍旧是主流。汤若望、南怀仁在明清两朝的仕宦经历，说明了传统中华帝国的基本原则大致还在。

　　鸦片战争之后，西方列强用暴力手段带来了民族国家的新概念，把中国和东亚强行拉入了“国际”的范畴，这对传统中华帝国来说，是“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简单地说，中国人在对外国人的态度上，发生了诸多根本性的变化，有的至今仍在衍变当中。其最核心的是，一旦涉及到“外”字，心态就立即失衡。譬如说安徽的“洋城管”，让一些人联想到了“洋枪队”，进而什么民族屈辱史就涌上心头，好像鲁迅说的看见香皂念及女人洗澡一样。就算是“洋枪队”，也没啥可以多心的，只是效力于清政府的一支雇佣军。军官虽为外籍，士兵大抵国产。其实这种外人助战的形式，也是吾国传统。唐肃宗请回纥派军队助攻安史叛军，收复长安，条件是：“克城之日，土地、士庶归唐，金帛、子女皆归回纥。”此后，回纥、沙陀等精骑，成了唐政府一再倚靠的外援部队，分明就是中世纪的“洋枪队”。

　　明末的战争中，明政府曾雇佣一批葡萄牙炮手，或可称之为“洋炮队”。郑成功在东南苦苦支撑时，亦曾多次派人赴日本请求派兵助战，幸好日方没有允诺，否则国姓爷没准就成了“勾结倭寇”的大汉奸，与吴三桂称兄道弟了。

　　以上种种闲谈，只是想说中国历史上的很多事情，因为后来的评判标准和立场改变，本来简单的，却变了复杂，而这复杂却是没必要的。

　　“洋城管”引发的沸沸扬扬，倒让我想到足球的“洋国脚”话题。近两年，有关外国球员加入中国国籍，进而提升国家队水准的议论渐多，但始终停留在媒体发发牢骚的层面。这折射出的还是中国人在国族认知与情绪上的矛盾纠葛与不稳定心态：一方面崇洋媚外，另一方面狭隘自守。最要命的是，往往在应该自信自立的时候卑躬屈膝，又在应该谦虚开放的时候傲慢骄矜。足球这事便是例子。

　　日本国家队自巴西人拉莫斯开始，一直没有中断外国球员入籍的做法，现在的阵容中有一位韩国裔的李忠成，和一位荷兰裔的哈弗纳。当年为了1998年世界杯，日本国家队招入了巴西裔的吕比须;2002年世界杯前，招入了巴西裔的三都主。相比之下，中国在这个问题上的“清白”显得过于迂腐，“洋城管”都已经亮相了，“洋国脚”又有何不可呢？（作者：王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