盘点中共高级干部读书种子:胡乔木几本书同时看

　　从党的历史来看，党内一直有着读书的良好风气，热爱读书乃至成为藏书家的“读书种子”大有人在——

　　史上我党高级干部中几位“读书种子”

　　散 木

　　读书，对于一般士子而言，有着不言而喻的重要性，对于有着远大目标和历史使命的政党成员来讲，也有着自觉的意识和热烈的追求，因为如果没有通过阅读而带来的知识、经验(间接经验)、眼光、素养等，那就很难设想这个政党会有怎样的作为。从党的历史来看，党内一直有着读书的良好风气，特别是领导这一层面，这除了其成员多有一定的知识背景，文化水平普遍较高，更是出于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道路的自觉性使然。然而，关于历史上党内的读书学习，迄今大概还没有一本专门的和详实的书来分析和纪录。那么，提到历史上党内的若干“读书种子”，倒是可以先来说说。确实，历史上党内的热爱读书乃至成为藏书家的“读书种子”大有人在。在一定的历史时期，特殊的时代要求和氛围曾造就了全党浓郁的读书风气和良好学风的建立，如“延安整风”时期等等，而在此前后涌现出的“读书种子”，如以代际和类型来看，似可大致分为老一辈的“延安五老”(徐特立、谢觉哉、董必武、林伯渠、吴玉章)、共和国领袖(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叶剑英等)，以及党内高级干部中的“读书种子”(如李一氓、张友渔、胡乔木、萧克、田家英、邓拓等)这样几种。这里主要谈谈历史上我党高干中的几位“读书种子”。

　　张友渔：从旧纸堆中得来学问和知识

　　著名法学家、曾任北京市副市长的张友渔属于自学成才。他认为自己的知识和学问都来自旧书堆，读书主要靠自己学习。

　　张友渔回忆：在青年时，“我看的书范围很宽，经史子集，诗词歌赋，无所不读，尤其喜欢阅读小说。此后在北京，在上学、教书及办报的时期，我一直保持了这一逛旧书店、旧书摊买旧书的习惯，一有空就跑隆福寺、东安市场、西单商场，那里的书便宜，而且常常可以遇到一些很好的书。我在日本留学期间，也经常抽空去逛神田区的神保町。那里旧书店很多，一到天黑，马路两旁就摆满了旧书摊。解放后，我这个习惯还没有改。我家里存书几万册。同志们开玩笑，叫我‘书迷’，其实着了这个‘迷’是有好处的，我的知识、学问，好多是从旧纸堆中得来的。当然，不应当成为‘本本主义者’”。

　　胡乔木：几本书同时看

　　胡乔木也是“书迷”，他的女儿胡木英回忆：胡乔木对生活的要求并不高，他把看书当做了最大的乐趣，读书对他来说是不可或缺的，即“父亲的生活很简单，不工作的时候就看书，各种方面的书都看，历史、自然、哲学、文学，古今中外的书都看，还有政治方面的书也看”。至于读书方法，胡木英回忆说：她父亲看书很快，挺厚的书没两天就看完了；也有看得慢的，比如思想史、哲学方面的；“有时候父亲是几本书同时看，比如床头、桌头扣下来，折起来的，就是看到半截的。”至于藏书，“父亲只要一去外地，从不去逛街，就去旧书店淘书，每次回来都带几摞书。”胡乔木的藏书最后达到了4万余册，为此这些藏书还一度成为他的负担，那是“文革”期间，胡乔木被迫从中南海搬出来，要找房子，“他别的条件不要，只要书能装下来。后来费了好大劲，特意找了南长街123号的房子，那里有大房间，可以放书，为此还特意把地板加固，把书搬过去”。1995年12月，胡乔木生前的藏书分别捐赠给了当代中国研究所和他的故乡江苏盐城。

　　萧克：作战胜利后总要想办法找一两本书

　　萧克将军是一代儒将，斯诺夫人在《中国老一辈革命家(自传)》中曾说他“像周恩来、徐向前和毛泽东一样，萧克是中国人所称的‘军人学者’的再世。”他出生在书香门第，父亲是个秀才。萧克6岁进私塾，读的是“孔孟之道”和“四书五经”，不料读到初级师范学校后，家里连遭不幸，大哥参加起义被捕入狱，家里被政府军先后查抄四次，家产几乎被洗劫一空；生活越来越艰难，二哥不得不辍学，萧克也面对着退学的困窘，但他读书心切，死也不肯退学。萧克后来节衣缩食，始终没有放弃读书，当他读完孙中山的著作和《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传》之后，毅然走上革命的道路，此外他还读了《孙武兵法》、《七家兵法》等古代军事书籍以及有关中外不平等条约、近代史、第一次世界大战等书籍；北伐加入“铁军”之后，他又通读了《共产主义的ABC》、《共产主义前景》等，最终加入共产党，而此后每逢作战，胜利后总要想办法找一两本书。

　　萧克是武人而喜读文学，《少年维特之烦恼》、《战争与和平》、《阿Q正传》等，他沉浸其中，而对他影响最大的，是苏联小说《铁流》，那是描写苏俄革命战争的一本书。1936年的一天，萧克随贺龙、关向应一起骑马返回驻地，在路途中，贺龙说：“秀才，这么好的风景，又能写首好诗吧。”这一下子触动了萧克的灵感，他想起了《铁流》中宏伟的场面，于是，一部描写中国革命战争的《浴血罗霄》在他心中生根、萌发了，最后他凭着顽强的毅力，终于完成了这部长达40万字的小说，这是“中国的《铁流》”。萧克于战争年代出版有《抗战军事论文集》、《挺进军“三位一体”的任务》等，离休后仍笔耕不辍，除主编《南昌起义》、《秋收起义》等，还出版了《萧克回忆录》、《朱毛红军侧记》等，他晚年还担任了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会长，并先后主持有《中国文化通志》、《中国大百科全书》等。

　　邓拓：读书切戒在慌忙，涵泳工夫兴味长

　　曾任学部委员、人民日报社社长兼总编辑的邓拓不仅是著名的新闻工作者、政论家、历史学家、诗人、杂文家，也是党内著名的“书虫”，他著有《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诗十四首》、《邓拓词选》等。谈到自己的读书经验，邓拓认为，一是要有恒心，“以前在书店里常常可以看见有所谓《读书秘诀》、《作文秘诀》之类的小册子，内容毫无价值，目的只是骗人。但是，有些读者贪图省力，不肯下苦工夫，一见有这些秘诀，满心欢喜，结果就不免上当。读书，最怕的是不能坚持学习和研究，抓一阵子又放松了，这就是‘或作或辍，一暴十寒’的状态，必须注意克服。”二是读书要能出能入，他以古人陈善《扪虱新话》中的话为例：“读书须知出入法。始当求所以入，终当求所以出。见得亲切，此是入书法；用得透脱，此是出书法。盖不能入得书，则不知古人用心处；不能出得书，则又死在言下。惟知出知入，得尽读书之法也。”也就是说，要读活书而不要读死书，要知入知出；要体会古人用心处而不可死在言下。因此他还反对为读书而读书的倾向，主张读书须实际运用，并且要用得灵活，即所谓“透脱”。三是读书要不拘束，要能解决好“好读书”与“求解”的关系，他又以《陆象山语录》中的话为例：“如今读书且平平读，未晓处且放过，不必太滞。”此外古人有诗：“读书切戒在慌忙，涵泳工夫兴味长；未晓不妨权放过，切身须要急思量。”这就是所谓“读书不求甚解”的意思，所谓不求甚解，并非真的不要求把书读懂，而是主张对于难懂的地方先放它过去，不要死扣住不放。如今学者陈平原先生也提出“读书三境界”之说：即“好读书求甚解”的这是学者，“不好读书求甚解”的这是豪杰，而“好读书不求甚解”的这是文人，凡此种种，是说读书欲求效果要看自己的意图是什么，以及自己的角色要求是什么。

　　田家英：爱书爱字不爱名

　　说到党内的读书嗜好者，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是绕不过去的。读《毛泽东和他的秘书田家英》、《田家英和小莽苍苍斋》、《田家英秘书工作研究——兼及预防党政秘书腐败》等，就可以了解其人以及其读书境界。他虽学徒出身，但阅读过大量的古典小说，当年他自修完小学，又考取了成都县立一中，他以刻苦的精神和勤学的风貌给同学们留下深刻印象：所谓早上一碗锅巴稀饭，两三片咸萝卜；中午一个小饼或干脆不吃饭，一头扎进图书馆；时馆藏有一套《万有文库》，田家英选读了其中《三剑客》、《茶花女》、《战争与和平》等名著，以至于图书馆管理员戏称其为小书迷、书疯子。田家英加入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和“海燕社”之后，开始接触马克思列宁主义，当他读了《大众哲学》、《从一个人看一个新世界》、《共产党宣言》等书之后，眼界豁然开朗。到了延安，他更以“爱书爱字不爱名”而著称，当时毛泽东的一部分书房就在他的院子里，毛泽东还与他一齐读书、淘书，他也帮毛泽东置办过图书。

　　田家英读书的胃口很大，在当时可谓是走偏锋，如喜欢收集杂文，竟多达10余书架，其中包括周作人的杂文，以及简又文、陆丹林所编的《逸经》杂志等，正是通过博览，他了解到许多名不见经传却相当重要的材料，如他从马叙伦的《石屋余沈》中得到“四·一二”政变的一些记载。曾任中华全国合作总社副主任的邓洁知道田家英喜欢淘书，一次发现了一部乾隆武英殿本的《二十四史》，就问田家英对之有兴趣否，田家英马上想到毛泽东还没有这个版本，便立即取回送到毛泽东那里，毛泽东对之异常钟爱，时常翻阅圈点，直至生命的终点。毛泽东对田家英与自己的爱好相同十分高兴，所谓惺惺相惜，并曾戏言将来田死后，应在其墓碑上镌写“读书人之墓”几个字最为贴切，而田家英果然继承了读书人的好传统——好学敏思、忧国忧民、洁身自爱、不慕名利。

　　沧海一粟，以上仅是凭笔者兴致所想到的几个例子，因篇幅所限，不能一一道来，不过，就此也可以一窥史上党内的读书风气以及其中一些“读书种子”的学习风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