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当说,章含之所说的毛泽东写“你办事,我放心”的经过,是可信的。然而,章含之把乔冠华晚年受到审查完全归结于“条子事件”,则显得有些偏颇。
据毛泽东的机要秘书张玉凤回忆,在华国锋准备公布毛泽东的字条时,作为华国锋坚决的支持者——汪东兴当时曾为这张字条专门找过她,要她证明字条的真实性。
在1976年,毛泽东的谈话记录者主要是张玉凤、汪东兴和毛远新三人,而其中最重要的记录者是作为毛泽东机要秘书的张玉凤。
汪东兴对张玉凤说,这是政治大问题,是一次政治立场的考验。但是张玉凤当时就说:“对这张字条,我没听到,我也没有记忆。”
不过,张玉凤回忆,自1976年初起,由于毛泽东病重,常常在和人谈话时写下一些纸条作为重点之意,而当时也有人专爱收集这类纸条。
由于毛泽东与华国锋的那次谈话,张玉凤并不在场,所以张玉凤会说“对这张字条,我没听到,我也没有记忆”。但是,从字条上的字迹来看,那确实是毛泽东手迹。
还应提到的是,江青在受到审判时,曾经谈到毛泽东的这一字条,一语惊人。
那是1980年12月3日上午,在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第一法庭开庭,审判江青。这次审判主要是关于江青迫害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主席刘少奇的问题。
江青在回答问题时,离开主题,居然说起那张字条的事:“主席那天晚上给华国锋写的‘你办事,我放心’,这不是全部,后面至少还有6个字‘有问题,找江青。’”
照江青所说,毛泽东的字条上写着的是12个字,即“你办事,我放心。有问题,找江青。”
江青的话,是否可信,不得而知。
就在华国锋“当之无愧”地成为中国的最高领袖之际,一个危险的信号已经出现了。这倒不是因为有什么人要“反对以华国锋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却是华国锋已经凌驾于中共中央之上了。 各地的“双庆”大会,无一例外地要发出“致敬电”——这原本是因袭“文革”中各地成立“革命委员会”时要发出“致敬电”的惯例。各地的“双庆”大会所发出的“致敬电”,一开头无一例外地写着:“华主席、党中央”。
细细查阅当时的报刊,可以发现,对于华国锋和中共中央之间的关系,在短短的时间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在毛泽东去世之后至粉碎“四人帮”之前,只是提“紧密团结在党中央周围”之类的话,因为宣传大权掌握在姚文元手中,不可能提“以华国锋同志为首”;
在粉碎“四人帮”的第三天,即1976年10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的《关于出版〈毛泽东选集〉和筹备出版〈毛泽东全集〉的决定》中,第一次提出“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中共中央政治局”;
当时的华国锋宣传画3(资料图)
在粉碎“四人帮”的第五天,即1976年10月10日,两报一刊社论《亿万人民的共同心愿》,第一次提出了“我们要最紧密地团结在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周围”;
此后的报道中,出现“华国锋同志代表党中央号召……”;
不久,“华国锋同志”被“华主席”所代替,成为“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
这样“步步高”,也还属“正常范围”。
然而,提高到“华主席、党中央”这地步,则已经属于“不正常”了。
华国锋作为中共中央主席,原本是中共中央成员之一,把“华主席”跟“党中央”并列,这本身就是错误的。更为严重的是,先“华主席”,后“党中央”,则是明明白白地把“华主席”凌驾于“党中央”之上。 细细探究起来,这“华主席、党中央”其实是当年“毛主席、党中央”的翻版而已。
在“文革”中,1967年4月20日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成立时,发出的“致敬信”一开头是写“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连“党中央”都不提。 后来,总算提“党中央”了,但是写成“毛主席、党中央”。
后来,在党内的请示报告中,则简称为“主席、中央”。这在“文革”岁月,已经成了惯例了。
这种把“主席”凌驾于“中央”之上,是完全违反了领袖和领导集体之间的关系,是一种个人崇拜的明显表现。列宁曾经说过这样一句名言:“领袖是一个集团,是复数,不是单数,是加了S的。”所谓“加了S的”,是指英文中复数名词大多要加S。
在苏联,斯大林曾大搞个人崇拜。1956年2月,赫鲁晓夫在苏共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花了7个小时作长篇报告,题目就是《个人崇拜及其后果》,尖锐地批判了斯大林的个人崇拜。
毛泽东得知赫鲁晓夫的报告,最初也曾同意批判个人崇拜。所以,1956年4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写成的编辑部文章《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论述了斯大林个人崇拜产生的原因,以及如何从斯大林的个人崇拜中吸取教训。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