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论坛二 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和大国崛起
在本次论坛的“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和大国崛起”分论坛中，作家刘震云、清华大学欧美文学研究中心主任曹莉、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陈圣来、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周斌就文化发展问题进行了对谈。
刘震云：77、78级的知识分子里有四类人
“30年究竟是什么概念？”作家刘震云说：“30年过去了，意思就是大家已经快退休了。”这番话立即引起全场的笑声。
在刘震云看来，“77、78级的知识分子里有四类人，有埋头苦干的、拼命硬干的、为民请命的、舍命变法的，但也有鸡鸣狗盗之徒。他沾了这个民族和社会的光，但没有奉献什么。”
美国的软实力才是中国很难超越的地方
上海社科院文学研究所所长陈圣来考虑的主要是30年来现代化建设的问题：“有分析说到2020年，中国会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这是不是实现了现代化强国梦？”在他看来，以苹果手机、好莱坞电影为代表的美国的软实力才是中国很难超越的地方，并引用已故美国总统肯尼迪的话说：“G D P并不代表我们后代的健康，也不代表他们所受教育的品质或乐趣，也并不代表诗歌的美好和婚姻的巩固，更无法衡量我们对国家的忠诚和贡献。它似乎衡量一切，但唯独漏掉了生命的价值。”
对文化大繁荣这个命题，周斌看到的更多是文化上的不自觉与不自信：“我们每年看的论文没有自己独立的想法，就生搬硬套西方的理论；政府为了政绩大建影视基地，结果90%是亏本运作的。2011年中国有超过550部国产故事片，但能赚钱的只有十几部，而又有多少是受到国外欢迎的？这些现象能说明我们文化产业是繁荣的吗？它说明了我们本身在文化发展中的不自觉与不自信。”
分论坛三 中国走向世界和国际认同
正处于转型时期的中国正面临走向世界，取得国际认同的任务，这不仅是中国崛起内涵的一部分，也是一个条件。但在“中国走向世界和国际认同”分论坛上，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朱苏力却认为，追求国际认同是没有自信的表现。
“国际认同是我们无法规划的”
朱苏力表示，应该首先解决中国的问题，“不能老是想象着别人承认不承认”，这并不意味着不重视国际关系，而是要以我为主，“解决中国的问题，满足中国老百姓的需要，满足14亿人民的需要，这是我们的根。”
国家现代服务业规划协同作业总体组组长汪晓来在国外生活十几年，深感规划的重要性，“认同和走国际化的路是同步的，你不走大概不会有人认同。从总体规划来说，国际认同是我们无法规划的。”
他认为，从城市规划，到整个社会许多问题的综合规划，规划的第一要则是先确定不做什么，“但中国的规划通常是有很多有影响力的人说了要做什么，然后一群规划师跟着规划，这不仅是单领域的问题，而且是多领域的共性问题。”此外，汪晓来还指出，包括城市在内的社会形态还需要率先考虑到它是公共产品，必须清晰地认识到参与者、规划的服务对象是谁。
知识分子需要避免走极端
北京师范大学公益研究院院长王振耀在民政部工作二十多年、曾任民政部社会公益与慈善事业司司长，他在论坛上表示，中国已经不断地走向世界，获得一定认同，但其实还远远不够。
在王振耀看来，作为社会的批评者和建议者的知识分子如今也需要因应需求而改变，尤其需要避免走极端。“中国知识生产方式不转型，中国大危机还在后头。”
分论坛四 人才强国和中国梦
经历过1977、1978年高考，经历了改革开放，“人才强国”的标语越来越多地被提起。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人才流动的频率也在提高，中国离真正的“人才强国”还有多远？
人才强国从尊重“人”开始
中山大学数学与计算机科学学院教授许跃生是“千人计划”引进的教授之一，而他正是在1977年恢复高考之后从中山大学走出去的。他认为，“人才强国”应该首先是“人强国”。
许跃生回国后，首先注意到国内缺乏对人的基本尊重。“大家在讲中国崛起，是不是有很多高铁排名第一就是中国崛起了？不是，是当人的基本权利得到尊重的时候，当城里的农民工得到尊重的时候，这个国家就是真正崛起了”，许跃生表示。
作为海归学者，许跃生对于国内外学术研究环境的对比有着自己的体会，以科研经费来说，在国外得到的科研经费没有国内的多，为什么没有作出更多成绩？许跃生认为，文化和体制是制约发展的瓶颈，“我们有一种趋同的文化，官本位文化也非常厉害，同时大学受到行政干预过大。”
教育改革不能太急功近利
作为北京交通大学的校长，宁滨一直给铁道部提出加大人才培养的力度，尤其是随着高铁的发展，运营和维护人员需要更高的素质和更多的经验积累，“可惜的是中国事情是做了，但是没有跟上去。”
宁滨曾向中央建议，人才发展的下一个关键是培养出具有创新意识的领军人才，他还提出，高校改革要从课程设置、教育模式等方面深入，不能太急功近利。
“不应对高校扩张求全责备”
麦可思信息咨询管理有限公司总裁王伯庆也参加了昨天的论坛，他所在的机构已经对中国高等教育进行连续六年的跟踪，连续四年发布中国教育蓝皮书，因此对于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有着自己的心得。
王伯庆指出，目前中国大学生50%是高职高专，50%是本科，中国差不多每年有400万家庭出现高等教育零的突破，因此应该正面看待它的意义。
“大家集中力量批判高等教育由于追求数量而出现的问题，什么事情不是从数量开始走向质量、从外延扩张到内涵建设？所以我们不能够老是求全责备”，王伯庆说。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
SinoCa.COM All Rights Reserv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