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6年毛泽东:要允许刘邓革命 我是和稀泥的人(图)

　　【核心提示】毛泽东在同李先念谈话时，还将目光转向全体说：“要准许刘、邓革命，允许改。你们说我和稀泥，我就是和稀泥的人。我没料到，一张大字报，一个红卫兵，一个大串联，就闹起来了这么大的事。”

　　摘自《党史博采》2004年第8期，作者：佚名

　　文革期间，江青等人诬陷陶铸是“中国最大的保皇派”。由于她的定调，“资反路线”的代表人物由刘少奇、邓小平变成了“刘邓陶”。

　　曾志在谈及陶铸同邓小平之间的关系时说：陶铸说，“1949年，二野进军西南，路经武汉时我才第一次见到邓小平。邓小平调中央后，也仅是公事来往，交往不深。1958年‘八大’后，邓小平担任总书记，之后接触就多了，关系也更密切。我对邓小平的感觉，确是好的。在1954年的党代会上，曾说过这样的话：如果党内允许拜师的话，当主席的学生我不够格，但我愿拜邓小平为师。”

　　陶铸和邓小平，没有很深的历史和个人关系，但是在思想上是接近的，感情上是好的。“文化大革命”中，“刘邓陶”是连在一起的，陶铸成了“中国最大的保皇派”。

　　当时，林彪、江青一伙很猖狂，颐指气使，目空一切，大有抢班夺权之势。在这种形势下，邓小平推荐擅长于实际工作的陶铸来中央，是很有用意的。“中央文革小组”那班人对陶铸起初也是欢迎的，因为陶铸与刘少奇、邓小平仅仅是一般工作关系，没有历史渊源。再说，陶铸是个直性子，敢放炮，可以用来炮打所谓“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所以，最初一段时期，“中央文革小组”对陶铸是采取拉拢的策略。然而“中央文革小组”很快就对陶铸失望了。陶铸调中央没几天，就在派工作组问题上站到刘邓一边。陶铸来京，先是住钓鱼台，不久即搬出，因江青想拉他带头向邓小平同志发难，被他拒绝了。因为保一些干部，陶铸跟江青、陈伯达他们顶得厉害，江青对他发了好几次脾气。特别是1966年8月召开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毛泽东主持召开了好几次政治局的生活会，目的是批评刘少奇和邓小平。江青会前私下找陶铸布置。陶铸说：“江青要我在会上打头阵，要我向刘、邓放炮。我没有照她的意思做，我对她说我刚来中央，对情况不了解。结果打头阵的是谢富治。开了几次生活会，最后只有我和总理没有发言，江青他们肯定不高兴。”陶铸不仅自己没打头炮，甚至连谢富治的发言都没准印简报。

　　八届十一中全会，实际上是以党的会议的形式组织对刘、邓的围攻。尽管刘、邓还保留一些名义上的职务，但实际上被“拉下马”了。这时陶铸依然认为，刘邓即便有错误，也是认识问题，况且刘少奇仍然是国家主席，而邓小平也还是政治局常委。因此，在他主管的新闻宣传口，一如既往地把刘邓作为国家领导人来看待。

　　1966年10月，毛泽东主持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主要是为“文化大革命”清除阻力，林彪、陈伯达在会上把矛头直指刘、邓，指名刘少奇、邓小平推行了“一条压制群众，反对革命的路线”，煽动群众、学生起来喊打倒，贴大字报。陶铸则仍认为刘、邓是犯错误，不是敌人，不能喊打倒，不同意学生贴打倒刘少奇的大字报。

　　毛泽东在会上也对西北局的刘澜涛同志说：“把刘、邓的大字报贴到大街上去不好，要允许人家犯错误，要允许人家革命，允许改嘛。让红卫兵看看《阿Q正传》。”毛泽东在同李先念谈话时，还将目光转向全体说：“要准许刘、邓革命，允许改。你们说我和稀泥，我就是和稀泥的人。我没料到，一张大字报，一个红卫兵，一个大串联，就闹起来了这么大的事。”

　　当林彪于10月25日在会上批判刘少奇、邓小平“搞了另外一条路线，同毛主席的路线相反”，“是一条压制群众、反对革命的路线”时，毛泽东松弛地摆了一下手，语气平和地说：“什么路线错误，改了就算了。我的责任分二线，为什么分一线二线呢?一是身体不好，二是苏联的教训。我想在我死之前树立他们的威信，大权旁落，我是故意地大权旁落，万万没有想到走向反面。”

　　当康生插话说“八大政治报告里就有阶级斗争熄灭论”时，毛泽东紧接着纠正道：“报告我们看了，是大会通过的，不能叫他们两个负责。”他吮吮下唇，又强调：“刘少奇不能一笔抹杀。”

　　10月28日，中央工作会议结束。毛泽东讲话后，虽然还有些人攻击刘少奇、邓小平，甚至言词尖厉，但毛泽东对刘、邓所采取的谅解态度是再明白不过了。

　　陶铸回到家里，痛痛快快地对妻子曾志说：“毛主席讲话了，对少奇和小平同志还是保护的。”“保刘邓，我是对的。”

　　然而，正直、豪爽而又十分天真的陶铸哪里想到，更加残酷的斗争正在展开。陶铸作为中央文革小组顾问，他总是与把持中央文革小组大权的康生、江青一伙格格不入，越来越对立，以致最后“刘、邓”变成了“刘、邓、陶”。经历过“文化大革命”造反的人，几乎无人没喊过“打倒刘、邓、陶”的口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