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毛泽东为何一生三登城墙而不入故宫?(图)

　　[导读]故宫又称紫禁城，是明清两代的皇宫，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宫殿。毛泽东曾三到故宫，但他只登城墙而不入内。2005年10月出版的《故宫博物院八十年》一书曾谈到了这件事。

1954年毛泽东视察故宫时在城墙上休息

　　故宫占地72万平方米（长960米，宽750米），建筑面积15万平方米，始建于公元1406，1420年建成，是明朝第皇帝朱棣始建，设计者蒯祥（1397―1481年，字廷瑞，苏州人），占地面积78万平方米，用三十万民工，共建了14年。　

　　故宫严格地按《周礼・考工记》中“前朝后市，左祖右社”的帝都营建原则建造，其前半部分为外廷，是皇帝朝政场所。建筑庄严、宏伟，特别是太和殿、中和殿和保和殿三大殿，建筑在8米高的三层汉白玉石阶上，以显示封建帝王至高无上的威严，太和殿座落在紫禁城对角线的中心，故宫的设计者认为，不这样不足以显示皇帝的威严，不足以震慑天下。

　　毛泽东对故宫感情特殊

　　毛泽东对紫禁城有着特殊的感情。故宫博物院院长易培基曾是他就学于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时的老师。1919年，毛泽东同湖南人民代表团来到北京，宣传进步，声讨驱逐湖南督军张敬尧，就住在紫禁城脚下的福佑寺。

　　政治学家、教育部部长张奚若，曾于1948年12月18日北平围城之时，请建筑学家、清华大学教授梁思成绘制北平文物地图，以期被迫攻城时保护文物之用。

　　此前一天，毛泽东亲笔起草中共中央军委给平津战役总前委的电报，要求注意保护北平工业区及文化古迹：“沙河、清河、海甸、西山等重要文化古迹区，对一切原来管理人员亦是原封不动，我军只派兵保护，派人联系。尤其注意与清华、燕京等大学教职员学生联系，和他们共同商量如何在作战时减少损失。”

　　1949年1月16日，毛泽东再次起草中共中央军委关于保护北平文化古迹的电报，其中提到了故宫：“此次攻城，必须做出精密计划，力求避免破坏故宫、大学及其它着名而有重大价值的文化古迹”，“你们对于城区各部分要有精密的调查，要使每一部队的首长完全明了，哪些地方可以攻击，哪些地方不能攻击，绘图立说，人手一份，当作一项纪律去执行。”

　　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9月27日，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定都北平，将北平改名为北京，首都规划随即展开。

　　参与规划工作的梁思成，与应邀到北京指导工作的苏联专家发生分歧。梁思成与城市规划专家陈占祥共同提出中央行政区应在古城之外的西部地区建设，以求得新旧两全、平衡发展；苏联专家则提出中央行政区应放在古城中心区建设，并着手对古城的改建。毛泽东支持了后者。

　　北京的城墙、城楼、牌楼等古建筑开始被陆续拆除。1952年8月，天安门东西两侧的长安左门与长安右门被拆除，梁思成、张奚若曾表示坚决反对。1956 年 5月，北京市规划局、北京市道路工程局展修猪市大街至北长街北口道路，拆除大高玄殿前习礼亭及牌楼、故宫北上门和东西连房，又引发学术界激烈批评。对古城愈演愈烈的拆除，终导致张奚若1957年向毛泽东坦陈己见。

　　三登故宫城墙不入宫内

　　1954年4月，毛泽东曾在四日内三登故宫城墙。三次路线相加，毛泽东正好在故宫城墙上绕行一周。这三次他只登城墙却不入宫内。

　　1954年4月18日下午，毛泽东乘车至故宫神武门内，由东登道上神武门城楼，沿城墙向东行至东北角楼转向南，经东华门、东南角楼，到达午门，由午门城楼下城墙，回中南海。

　　4月20日下午，毛泽东乘车至故宫午门内，登午门城楼，参观设在那里的历史博物馆出土文物展览，下城楼回中南海。

　　4月21日下午，毛泽东乘车至故宫神武门内，由西登道上神武门城楼，沿城墙西行，经西北角楼、西华门、西南角楼，到达午门下楼离去。

　　三次路线相加，毛泽东正好在故宫城墙上绕行一周。这是毛泽东到故宫仅有的三次记载，而这三次他只登城墙不入宫内。

　　在城墙上漫步徐行，毛泽东有何感想？他是否想到了故宫改建计划？他为什么不到故宫里边走走？其中内情无人知晓。

　　“故宫要着手改建”

　　1958年9月，《北京市总体规划说明（草稿）》有这样的表述：“故宫要着手改建。”

　　《规划说明》具体提出：“把天安门广场、故宫、中山公园、文化宫、景山、北海、什刹海、积水潭、前三门护城河等地组织起来，拆除部分房屋，扩大绿地面积，使成为市中心的一个大花园，在节日作为百万群众尽情欢乐的地方。”

　　1959年，北京市城市建设委员会提出，可以保护“天安门以及故宫里的一些建筑物”，“故宫要改建成一个群众性的文体、休憩场所”。

　　此前，毛泽东1958年1月在南宁会议和最高国务会议上讲话：“北京、开封的房子，我看了就不舒服。”“南京、济南、长沙的城墙拆了很好，北京、开封的旧房子最好全部变成新房子。”

　　毛泽东是两次提到张奚若时说这番话的。1957年5月1日，毛泽东征求张奚若对工作的意见，张奚若即把平日感觉归纳为“好大喜功，急功近利，鄙视既往，迷信将来”，并当面提了出来。

　　毛泽东定下调子：“古董不可不好，也不可太好。北京拆牌楼，城门打洞，也哭鼻子。这是政治问题。”

　　1958年4月14日，周恩来致信中共中央，传达国务院常务会议精神，提出“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今后几年内应当彻底改变北京市的都市面貌”。此后，北京市制定了一个十年左右完成旧城改建的计划，“故宫要着手改建”随即提出。

　　当年北京市城市规划管理局的建筑师陶宗震，至今还记得一位官员的发言：“他说，为什么不能超过古代？天安门可以拆了建国务院大楼，给封建落后的东西以有力一击！”

　　改建方案开始制定，被令操刀的建筑师回忆说：“1958年以前有改造故宫这么一说，这东西不落实，是刘少奇提出的。都这么一说，不落实。要把整个故宫改造。市中心嘛，搬到首都中心嘛，不是首都中心找不出地方吗？当时叫我做过方案，我也就瞎画了一下，谁都知道，不可能的事情。”

　　“当时彭真说，故宫是给皇帝老子盖的，能否改为中央政府办公楼？你们有没有想过？技术人员随便画了几笔，没正经当回事。文革期间，把这事翻出来了，有人说你们要给刘少奇盖宫殿。其实，彭真说的话，实际是主席说的话。”当年的北京市城市规划管理局副局长周永源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