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业博弈的失重
在工业化和市场化的推动下,本应是大生产、大流通,大农场式生产和经营流通的连锁化、规模化,但在中国,由于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成熟,目前形成的格局却是少数大型集团和大量中小加工作坊并存的状况,而他们共同对应的,是分散经营的小农经济。
从现实来看,生产初级农产品的,是2亿多户小农户,从事食品生产加工的企业则有40多万家,其中获得生产许可证的,大约只有12万家。
以乳业为例,从1998年到2010年,中国的乳制品产量从60万吨增加到2159.39万吨,增长了35倍;但奶牛存栏数仅从1998年的439.7万头增加到2010年的1260万头,只增长了近两倍,奶的需求量远赶不上。
虽然从理论上而言,大资本、大集团更有利于食品加工标准的统一,质量检测的控制,但从三鹿、蒙牛、双汇等大企业身上,这种信任几乎被摧毁。
商业的逐利无可厚非,但由于食品供应链条上不对等的利益博弈和政策引导,使得这种博弈严重失衡,不断地驱动造假售假以获暴利。
为了扩大市场规模,追求规模所带来的成本控制,大型企业集团的销售半径无限扩大,这导致管理制度无法跟上,一方面要树立质量高标准的企业形象,一方面又想压低收购价格,诱导了下游投其所好的弄虚作假。
大型食品企业把成本压力和风险转给农户和下游小企业,一旦出现质量问题,又把处罚的风险推向这些农户和中小供应商。
在食品安全被指称为暴利所趋之时,小农户并没有从中得到多少好处,为维护食品价格稳定,在政策上农产品价格长期被压低。对于农民而言,虽从农业税费的高压下摆脱出来,但又要面对政府和强势商业资本的利益压榨。这对于小农户规模化种植,生产方式的提升都形成了制约。
近年来政府为了鼓励农民生产使用了各种补贴措施,但这些补贴被地方政府和大型加工企业集团层层盘剥,所剩无几。利润微薄,利益驱动下的农民一样会选择“投毒”。
低水平的生产方式,农业规模化和技术更新推广的缓慢,工业污染和农村的破落,农协会等组织力量的被压制,反衬出工业化时代农村的凋蔽,也反映了产业结构上的问题。
监管失灵
如果说在食品供应的链条上,每个环节都有利益的驱动,那么,作为公共食品安全守夜人的政府监管部门,理应约束和监督这种利益的“负溢出效应”,但实际上,现实中的监管者却常出现猫鼠同盟,同样存在利益驱动的监管模式,导致监管失灵。
在客观条件上,广褒的国土和市场经济的不成熟,小、散、乱是导致监管力有不逮的原因之一,但更为重要的是,监管趋利化对于整个社会的信任基础和诚信精神的破坏。
在发达国家的食品安全监管发展历史上,监管体制的改革大部分都是由大型的食品安全危机所推动的,严管和严惩机制,逐渐奠定了社会的诚信,但在中国,屡屡出现的公共危机则让这种诚信基础不断沦落。
时至今日,法律法规不可谓不全,据不完全统计,与食品监督相关的法律法规有100多个。但在具体执行上,监管手段却是落后的,在监管体制上,多部门、分段管理所带来的低效、扯皮、推诿现象一直未有根本性改变,每次严重的公共食品安全危机过后,人们对加强监管的呼吁往往最终转化成了部门利益扩张的过程。
监管行为往往是事后运动式的执法,而缺乏预防的举措。三鹿事件被一再隐瞒,蒙牛屡受地方政府保护,事情往往是,问题已成行业潜规则,监管者却毫无觉察,或掩耳盗铃。在利益驱动下,或权贵结合共同牟利,或热衷于末端拦截,而非源头控制,因为源头控制成本巨大,还无利可图。食品特供体系的存在,似乎使得官员们成为社会危机中的“孤岛”。
逐利化的监管体系还将监管行为变为利益盘剥,预防行为被异化成层层设卡,寻求权力出租,结果不是更有公平和效率,而是导致庞大官僚系统的低效和腐败。
在对第三方监督力量,如公民、社会组织、媒体力量的成长上,政府部门也没有进行培育壮大,相反却时有压制。监管失灵问责制度的缺失或弱问责导致虽然公共事件频出,但监管体制进步极其缓慢。一个缺失约束和监督的政府,又如何去期待它能够很好地约束和监督他人呢?
当食品供应链的每个环节都弊病丛生时,安全的食物对于中国人来说,渐成一种奢望,而扭转这种系统性的危机,需要的是整个社会的系统应对,而非简单的对政府监管抑或资本逐利的道德批判。
【反思】中国该如何再造安全食物链?
当安全危机在各个食物门类中呈泛滥之势时,我们或许需要从食物生产的源头寻找问题。随着工业化大生产的降临,“化学农业”、“石油农业”这种以大量化肥、农药、地膜等工业化生产要素和技术手段投入替代传统生产要素,追求规模化、高收益的“农业现代化”道路正逐渐取代几千年来中国的农业耕作文明。同时,那些供养我们食物的农民在整个现代化进程中难以获得有尊严的收入,工业化不断从农村提取剩余,城市发展的制度成本向农村转嫁而导致了农业三要素土地、资本和劳动力大量外流。频发的食品危机背后,是过度膨胀的城市和日趋衰败的乡村,城乡之间成了剥削与被剥削,毒害与被毒害的关系。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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