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之初,1966年7月29日,北航附中的一些干部子女打出了一副对联,上联是“老子英雄儿好汉”;下联是“老子反动儿混蛋”,并在北大、清华、人大等高校广为传播,引起了一场规模空前的大辩论。
虽然陈伯达与江青也主张把对联改成“父母革命儿接班”和“父母反动儿背叛”,但是,随着“革命”高潮的到来,封建的“血统论”仍然是占据了革命理论的中心位置,很快就成为划分“红五类”和“黑七类”的理论依据。“自来红万岁”成为革命特权阶层明目张胆炫耀身份的口号。
“红五类”主宰了革命的特权,阶级成份即家庭出身曾是中国社会最重大、影响最深远,广泛而普及的问题,全国有数以千万计的人,数以百万计的家庭涉及出身问题。出身问题的概念是这样的:祖父、外祖父、父亲、母亲或近亲的历史上有污点,或历史行为,或某种“组织结论”,就要延及他的子女,以至孙子女、产生株连,涉及其他较近的亲戚,影响范围之大、之深,是当今年轻一代难以想象的。
家庭出身影响到一个青年几乎全部的人生道路:入团、入党、入学,参军、招工就业、提职、提薪,确定使用范围,乃至婚姻。就在日常,例如,有重大迎送(首长,外宾)活动,被组织起来的学生中,都要把家庭出身不好的学生,单独留下来。因此也引发家庭矛盾,孩子回家哭诉问家长:“全班都去了,就把我留下啦,咱家咋的啦?”使一个尚不懂世事小学生心里蒙上不明不白的阴影,家长无可奈何。
出身记载入每一个家庭,直至每一个人的档案、户口。人可以消亡,但档案、出身要转移到下一辈人和亲属中去。它管理、界定的严密程度,由层层组织掌握。从四十年代“土改” 划定“成份”后,历经“合作化”,“四清”和“文革”都要进行复查,再审定。以深挖隐藏漏划的“阶级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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