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 1962年底开始，我在西藏受到严厉的批判，《七万言书》的命运与彭德怀的《万言书》相似，被定性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纲领”。因为我不服而抗争，后来又整出个“班禅叛国集团”。这些事都发生在1963年至1964年的西藏。至1964年12月，第三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和第四届全国政协第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我被免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职务，只保留了全国政协常委一职。李维汉同志也被免去了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和全国政协副主席职务，只保留了全国政协委员资格。
从1964年至今，十四年时间过去了，如何评价“文革”以前的这桩历史公案，我不知道，但我相信党中央会作出公正结论的。与我那段历史公案密切相关联的李维汉同志不是这一次也出席人大、政协会议来了吗？至于周恩来总理在1962年至1965年这个时期对我的保护，我是稍后知道的。首先是他亲自关照，让我于1964年底离开拉萨，以全国政协常委的身份常住北京，他担心我在西藏会发生意想不到的事。我到北京不久，周总理又让我住进已故沈钧儒副委员长的寓所，独门独院，有专用车辆，贴身随从，生活上给我优厚的照顾，直至“文化大革命”爆发。在当时的情况下，我在一些人心目中早归入敌我矛盾性质，不是周恩来这样保护我、照顾我，我还能正常生活下去吗？
在这个军营里，我住了两个多月，他们送我一本《毛主席语录》，一部《毛泽东著作选读》，还送了一枚毛主席像章，让我佩戴。我在这里住到寒冬来临，还是那位年轻的领导找我谈话，说：“红卫兵运动过去了，首都现在平静了，首长可以回家了。”
“文化大革命”中第一次被监护
“再往下说，就是‘文革’爆发之初发生的一幕，那就更可怕了。”班禅一边摇头叹气，一边继续说：“1966年8月下旬的一天，中央民族学院的少数红卫兵翻墙入院，闯进我的住所，二话不说，把我五花大绑，强行拉上停在门口的卡车，拉到中央民族学院关押。后来知道，周总理在这之前，就一再教育、劝阻红卫兵，指示对乌兰夫、班禅这样的少数民族代表人物要加以保护，他们有问题可以写揭发材料送交中央；也可背靠背地进行揭发批判，但不能揪斗。少数红卫兵违背周总理指示，把我劫走。更严重的是他们私设公堂，在肉体上对我进行折磨，捆绑踢打，啐口水，揪耳朵，边打边骂，极尽恶言污辱之能事。他们在家中抄出一些外币，就硬说是我‘叛国投敌’的铁证。他们不仅召开几千人的批判大会，还揪我示众，通过宣传车的高音喇叭大声喊叫，说他们已揪出‘叛国头子’、‘最大的反动活佛’、‘西藏最大的寄生虫、吸血鬼’班禅，借此把许多不明真相的人也吸引到中央民族学院看热闹，对我的批斗会也持续不断。我虽然相信这不是党中央的政策，但面对这种残酷的肉体折磨和精神污辱，预感到自己的生命很可能会被活活折腾掉。正当生死关头，周总理得知后马上出面营救我。他派出联络员，通知中央统战部和卫戍区部队，要劝阻红卫兵，要把班禅保护起来。我当然是事后才知道这些的。在此之前不久，陈伯达已在中央的一次会上当面点徐冰部长的名，‘要炮轰以徐冰为首的中央统战部’，统战部机关已贴满批徐冰的大字报，但徐冰得知周总理的指示后，立即同刘述周副部长一道与周总理派来的联络员和卫戍区的解放军同志一起赶到中央民族学院，与红卫兵谈判，传达周总理的指示，把我交由卫戍区的解放军同志看管，实际是把我解救并保护起来。这里还有一段插曲：在卫戍区把我转移走的同时，仍有一部分红卫兵不同意，他们不认识徐冰，却认出了刘述周副部长，于是蛮不讲理的红卫兵把刘副部长揪住，当场在中央民族学院校园揪斗，说刘述周是‘李、徐修正主义司令部的黑干将’，是‘牛鬼蛇神的保护伞’，从民院校园里四处游斗后又转移到民族印刷厂批斗，刘述周副部长为保护我也吃了不少苦头。
“事情并没有到此为止。我人身受到卫戍区的保护，但外边各地区、各高校的各派组织对我的批斗却要升级，先后成立了‘揪斗班禅联络站’、‘批判班禅指挥部’等联合组织。面对这种情况，周总理再次派人劝阻制止，通过卫戍区、中央统战部和他的联络员，给各派组织做工作。周总理明确指出：班禅现在不能控制在群众组织手里，必须由北京卫戍区负责监护。经过反复协商、调解，达成三条协议：一、各级组织联合召开批判会，不能轮流批斗；二、要文斗，不能武斗，不能捆绑，不能 ‘坐飞机’；三、只能联合批判一次，批判会结束后，必须把班禅交回卫戍区，押送工作由卫戍区全权负责。
“由于遵照周总理的指示达成了这三条协议，首都红卫兵才在北京先农坛体育场召开了一次规模最大的对我的批判会，没有意外的事情发生。但按协议批判会结束要把我送回卫戍区监护，当场却仍有成群的红卫兵围攻、谩骂，不让解放军同志把我带走。卫戍区的解放军同志服从命令，坚持原则，寸步不让，硬是冲破一些红卫兵的阻挠，把我送上汽车。红卫兵对我的大批判也就到此结束。
“遵照周总理的指示，卫戍区把我转移到北京军区的一个解放军营房里，使我吃惊又感动的是这营房里的官兵都称我‘首长’，这是我无论如何也意想不到的。自1964年以来，几年时间没有人叫我‘副委员长’、‘副主席’、‘主任’等官衔了，而更多的是‘反动分子’、‘叛国分子’、‘吸血鬼’、‘反革命’等帽子，听得太多，也听惯了，忽然听到周围的人叫我‘首长’，我心里是什么滋味啊。红卫兵野蛮地打我，污辱我，我也没掉一滴泪，但听到‘首长’的称呼，我的眼圈却红了。特别是营房里的一位年轻的领导找我谈话。是他第一个向我正式传达周总理指示保护我的消息。他说：‘首长，是周总理指示我们要好好保护您，绝不允许红卫兵再把您弄走。现在的情况是，不但首都的红卫兵要揪斗您，西藏民族学院还来了一些红卫兵，打算把您押回西藏，交给藏族群众批斗，如果真是这样，那就肯定会出乱子，出危险。因此首长现在只能秘密住在这里，暂时不能回家，不能同您父母见面，更不能同其他外人联系接触。要是红卫兵知道首长住在这里，他们马上会来冲击。万一出事，我们不好向周总理交代，不好向中央交代……’我听着听着热泪夺眶而出……在这个军营里，我住了两个多月，他们送我一本《毛主席语录》，一部《毛泽东著作选读》，还送了一枚毛主席像章，让我佩戴。我一个人住一间房，每天早上同战士们一块起床、出操、跑步，一日三餐由战士送到我的房中，伙食比指战员们都好。我在这里住到寒冬来临，还是那位年轻的领导找我谈话，说：‘红卫兵运动过去了，首都现在平静了，首长可以回家了。’当天夜里，他们派出吉普车，把我送回我在东城东总布胡同的寓所。现在回想起红卫兵作乱的那段日子，有多少人被迫害致死！如果没有周总理的关怀，没有解放军同志的保护，还有我班禅活在世上吗？”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
SinoCa.COM All Rights Reserv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