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压制反对声音:与其你独裁,不如我独裁(图)

　　反个人崇拜，“有个人目的，就是为了想让别人崇拜自己”。这个结论一下，不只彻底推翻了八大通过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反对个人崇拜的正确主张，而且给主张反对个人崇拜的人扣上了一顶帽子，封住了别人的嘴。

　　毛泽东何以这时提出“一个班必须崇拜班长”，“与其你独裁，不如我独裁好”?根源在1956年4月，他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当年的基本建设增加20个亿的意见，遭到否决。据邓力群回忆说：

　　1956年(国民经济计划)执行过程中发现，基本建设搞得太多了。周总理搞了一些调查，提出1956年的计划要调整，过多的基本建设项目要压下来。这是一个方面的意见。但是毛主席持相反意见，认为不但不能压，还要增加。在1956年4月下旬的颐年堂政治局会议上，争论相当激烈。

　　据我后来所知，少奇是支持总理意见的。毛主席要增加基本建设的意见，在大多数人中间通不过。这种情况，作为党内生活来讲，本来是很正常的现象。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后，毛主席的意见成为少数一方的意见，在多数人中间通不过，这是罕见的。这对个性特别强的毛泽东来说，不仅因为认为自己的意见是对的，要引起不快，而且对这种场面的出现要受不了。这样毛主席生气了，宣布散会。散会以后，一转头就到南方去了。

　　接着是6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的社论。提出了经济工作中反冒进的问题。此后一个时期，周恩来等领导人也不再提及“多、快、好、省”，《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等内容。毛泽东认为这是把矛头指向了他，推翻了他的“多、快、好、省”路线。

　　于是，毛泽东从1957年10月八届三中全会开始反击。他说：这一年扫掉了几个东西：多、快、好、省，《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促进委员会。要恢复这几样东西。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全会重申了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方针，基本通过了《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修正草案)》。从1958年1月南宁会议开始，毛泽东对1956年反冒进进行猛烈的抨击。他说，反冒进，“这是政治问题”;是“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右派一进攻，把一些同志抛到和右派差不多的边缘，只剩了五十米”。指责国务院是搞“分散主义”，强调权力要集中于“政治局、书记处、常委，只能有一个核心”。到1958年3月成都会议，毛泽东对反冒进的批评进一步升级，说冒进“是马克思主义”;反冒进是“反马克思主义”。

　　正是在毛泽东批评反冒进一再升级的氛围下，参加1958年3月成都会议的省委书记和中央委员们，开始吹起了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之风。在毛泽东讲话之后，人们纷纷发言说：

　　对于领袖应当无条件地信任，特别是经过几十年实践证明，中国不存在个人崇拜的问题，要更加强调学习毛泽东思想和毛主席的著作。

　　我们的水平与主席差一截，应当相信主席比我们高明得多，要力求在自觉的基础上跟上。作为一个高级干部来说，不只是跟上的问题，而是要有创造精神的问题。主席的作用不是当不当主席的问题，不是法律上名誉上的问题，而是实际上的领袖。

　　要宣传毛主席的领袖作用，宣传和学习毛主席的思想。高级干部要三好：跟好、学好、做好。

　　毛主席的思想具有国际普遍真理的意义。

　　刘少奇在会上发言说：

　　主席比我们高明得多，不论从思想、观点、作用、方法哪一方面，我们都比他差一大截。我们的任务是认真向他学习，应当说，是可以学到的，不是“高山仰止”，不是高不可攀的。当然，主席有些地方，我们是难以赶上的，像他那样丰富的历史知识，那样丰富的理论知识，那样丰富的革命经验，记忆力那样强，这一切不是谁都可以学到的。

　　柯庆施更高唱：

　　相信毛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从毛主席要服从到盲从的程度。

　　逄先知、金冲及主编的《毛泽东传》对此评论说：“党中央的一些最重要的领导人如此集中地颂扬毛泽东个人，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从未有过的。”正是在这种氛围下，周恩来在八大二次会议上发言检讨反冒进“错误”时，专门讲了一段“向毛主席学习”的话。他说：

　　中国几十年革命和建设的历史经验证明，毛主席是真理的代表。离开或者违背他的领导和指示，就常常迷失方向，发生错误，损害党和人民的利益，我所犯的多次错误就足以证明这一点;反过来，做对了的时候和做对了的事情，又都是同毛主席的正确领导和领导思想分不开的。

　　1958年的“大跃进”，就是由这股个人崇拜之风刮起来的。毛泽东对他认为需要个人崇拜一事，并不讳言。在成都会议上，陈伯达有个长篇发言，其中讲到王明说延安整风，搞出了两个东西：一个民族主义，一个个人崇拜。毛泽东插话说：“说个人崇拜就是崇拜我。不崇拜我就崇拜他。我看，崇拜我好一点。”陈伯达在说到我们是国际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我们有权威，有代表人，有中心人物、中心思想，但并不是个人崇拜。毛泽东接过话茬说：“怎么不是个人崇拜?你没有个人崇拜怎么行?你又承认恩格斯，你又反对个人崇拜。我是主张个人崇拜的。”

　　1970年12月，毛泽东与斯诺的谈话，也有明白的说明。毛泽东说：

　　那个时候的党权、宣传工作权、各个省的党权、各个地方的权，比如北京市委的权，我也管不了了。所以那个时候我说无所谓个人崇拜，倒是需要一点个人崇拜。

　　过去这几年有必要搞点个人崇拜。

　　尽管与斯诺的上述谈话是针对发动“文化大革命”来说，但同样也是他发动“大跃进”所需要的。由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失败，毛泽东为维护他树起来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也维护他的个人权威，就更需要搞他的个人崇拜，他对林彪在七千人大会上发言的高度赞扬充分表露了这个意思。林彪在此后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出格的溢美之词，正是他对毛泽东内心世界的深刻感悟。

　　历史的教训何在

　　由上可见，中共党内出现与马克思主义相悖的个人崇拜，毛泽东负有重要责任。正如邓小平所指出：

　　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会走向反面。……不是说个人没有责任，而是说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

　　制度方面的重要教训是，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原则，没有形成严格的完善的制度。邓小平说：“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就是在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的口号下，不适当地、不加分析地把一切权力集中于党委，党委的权力又往往集中于几个书记，特别是集中于第一书记，什么事都要第一书记挂帅、拍板。党的一元化领导，往往因此而变成了个人领导。”“党内讨论重大问题，不少时候发扬民主、充分酝酿不够，由个人或少数人匆忙作出决定，很少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实行表决，这表明民主集中制还没有成为严格的制度。”

　　有鉴于此，邓小平语重心长地指出：

　　如果不坚决改革现行制度中的弊端，过去出现的一些严重问题今后就有可能重新出现。只有对这些弊端进行有计划、有步骤而又坚决彻底的改革，人民才会信任我们的领导，才会信任党和社会主义，我们的事业才有无限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