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支付压力真的存在吗?
郑秉文：所谓真的压力，是指当期支付的压力。我们目前当期支付的情况还是不错的，每年养老基金的收入大于支出，收入减去支出，每年结余的养老基金都非常可观。所以当期的支付压力几乎是没有的。
但是如果要细究当期的养老金结构会看到，每年的巨大余额中一大部分来自财政转移支付。比如2010年，在结余的2865亿中，1954亿是来自财政补贴，如果没有补贴，纯粹缴费收入减去支出的结余只有900亿左右，这个数字就非常小了，尽管很小，但毕竟还是有余额的，所以说当年支付压力不是很大，财务压力也不大，但长期看这不意味着就应很乐观。
由于人口流动的原因，由于历史原因老工业基地包袱大小不同的原因，各省经济发展状况不同等原因，我们目前32个统筹单位有15个当期收不抵支，全国看有盈余，但仔细看数据，一半省份收不抵支。
这些问题足够引起政府的重视，改革制度，并且让民众知道制度的现状，让大家引起重视。
6、延迟退休能缓解支付压力吗?
郑秉文：影响和贡献肯定有，延迟一年退休意味着两年的功效，一面是延迟一年拿退休金，同时多了一年的缴费，所以是两年的效果。
至于能有多大的效果，对支付能力提高多少，需要详细的测算。要假定一些条件，比如目前统账结合的制度结构是否需要变化、个人账户是继续做实还是像现在停滞下去，生育政策是否调整等等，都会对提高退休年龄的效果有影响，所以要具体的效果，就需要假定很多条件进行测算。
7、延迟退休是唯一办法吗?
郑秉文：在现收现付的制度里(中国的统账结合因为个人账户基本都是空账，可以看作现收现付)，有三个参数是最重要的，替代率、缴费率和退休年龄。
替代率现在全国平均45%左右，要想制度长期可持续提高，可以降低这个参数。但现在已经这么低了，大大低于当初的制度设计时目标替代率58.5%，还有空间降低吗?
而且政府的目标是提高这个参数，而不是降低。
上调缴费率是一个办法。雇员、雇主的缴费率可以单方或双方的上调，比如法国，战后多次上调缴费率，用这个办法增加财务可持续性。
但这不适于中国。中国职工的缴费率为8%，高于绝大部分发达国家的缴费率，单位的缴费率是20%，在发达国家也是名列前茅，这两个提高都不容易。
再看退休年龄，经过比较后，发现只有这个参数是有空间调整的。现在女性50岁男性60岁退休，加上女干部55岁、事业单位和公务员部分女性60岁退休的因素，男女平均退休年龄在56岁-57岁之间。北欧国家男女同龄67岁退休，西欧大部分国家是男女同龄65岁退休，分别比中国多8-10年。
再看寿命预期，我们仅仅比这些国家短两三年或三四年，这可以看出退休年龄的空间男女平均有六七岁，所以这个参数是可以动的，并且很急迫。
8、提高退休年龄需要多长时间?
郑秉文：提高退休年龄不是一年两年能完成的，要把这些年龄分散到一个时间表里，渐进式地提高，让人们有个心理适应期。所以这个决策制定越早越好，才能有时间把这么多年龄均摊在进程中。
至于时间表长短，要看提高多少年龄，或者是男女平均年龄，或者男女依然不一样，比如女性工人50岁退休，男性60岁，这两个提高退休年龄的空间是不一样的，男的设定多少、女的设定多少，就需要不同的进程。
比较保守地看，像中国目前这样完成这个提高退休年龄的进程，无论如何也要一二十年。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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