炭火上的烤松茸吱吱啦啦地响，材质单纯的春笋在热油里焖出了清香，酸辣可口的岐山臊子面冒着热腾腾的香烟，出污泥而不染的莲藕在排骨汤中轻轻低唱，朴素实惠的腊味煲仔饭诱惑着舌面上的味蕾，云雾鸳鸯龙井虾仁让人畅想连篇、垂涎欲滴，颜色红亮、味道醇厚的清蒸大闸蟹使嘴里的口水不停地翻滚……一边观看着画面精美的纪录片《舌尖上的中国》，一边遭受着望眼欲穿的食欲折磨。那时那刻，饮食男女心里的潜台词是：一定要去尝尝鲜！
咽下口水，叹，中国人真是太会吃了！
如果仅仅是为了让肚皮温饱，中国人的吃就不会如此丰富多彩。这吃的后面有太多的文化承载，以至于它已经演化为中国人的性格主料。
在农业社会中，能吃的东西并不多。《论语》与《孟子》两部儒家经典中提到当时的食物仅有黍、粟、豆、五谷（稻、黍、稷、麦、菽），瓜、蔬，鸡、羊、马、狗、豚、彘（猪）、鱼、鳖、麋鹿等不到20种，佐料仅有姜、芥、酱、醯（醋）等4种，饮料仅有水、酒、茶、浆等4种。食物素材不多，五谷杂粮为主，民众很难吃到肉，再加上靠天吃饭，遇有洪水、旱灾，路上有饿死人的事情时有发生。
民众能吃的东西不多，所以需要节约。于是孔夫子说：“饭蔬食，饮水，曲肱而枕，乐亦在其中矣！”“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粗茶淡饭，吃不太饱，也有乐趣。后来又有文人将此拔高提升，成了“民以食为天”，吃饭成了天大的事。这话到了统治者那里就成了政治教化的素材，“能吃上一口饭”就成了历代民众活着的理由。到今天，“省长要抓米袋子，市长要抓菜篮子”，拿财政工资的人端的是“金饭碗”，在国有企业上拿工资的人端的是“铁饭碗”。因而，自古以来民众有饭吃，国家就稳定，民众没有饭吃，国家就混乱。
“靠山吃山，靠水吃水”。能得到什么，就吃什么，这是民众的生存之道。云南香格里拉的松树林里的松茸，浙江遂昌的冬笋，陕北的黍面黄馍馍，贵州黎平的的米粉、米皮，绍兴人精心酿造的黄酒，安徽南部人恬淡保守的毛豆腐，台湾人软糯滋润的乌鱼子等，都被当地人视为大自然的馈赠。在农业社会中，食物来源渠道单一，民众饮食思维受到限制，容易形成“小国寡民”的保守性格。在现代商业社会中，食物来源渠道丰富多彩，居住在大城市的人可以吃到五湖四海的食物，容易形成开放、包容的进取性格。但是，在城乡发展不平衡的现实社会中，那些居住在经济、交通较为落后地区的农民仍然只能依靠最为传统的食材生存，而现代化的商贸生活仍离他们比较遥远。在这样的环境中生存的人，能否回答“人活着是为了吃，还是吃为了活着”这个问题，仍不得而知。
从吃中衍生出的烹调技术真切地反映了中国文化的精髓。烹调，就是把食物做熟，调上酸、甜、苦、辣、咸五味。中国人极不重视烹调前食物的原味，而重视食物调味后的新味道，崇尚五味中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从哲学上看，这叫做“和合”或“阴阳调和”。“和合”思想反映到社会生活、政治生活中，就变成了集体主义文化观，凡事以集体为重，否认个体价值，求同不求异。更为厉害的是，这种烹调技术再搭配上色、香、味、形、器的统一标准，就加剧了整体主义文化性格的形成。
做出来的饭，怎么吃？中国人喜欢坐在一起吃。一般而言，一群人围在一张圆形桌子旁，每人都拿着筷子伸向同一盘菜共享美味，其乐融融。易中天先生在《闲话中国人》中说最能代表中国人这种团圆文化的是火锅：“火锅热，表示‘亲热’；火锅圆，表示‘团圆’；火锅用汤水处理原料，表示‘以柔克刚’；火锅不拒荤腥，不嫌寒素，用料不分南北，调味不拒东西，山珍、海味、河鲜、时菜、豆腐、粉条，来者不拒，一律均可人锅，表示‘兼济天下’；火锅荤素杂糅，五味俱全，主料配料，味相渗透，又体现了一种‘中和之美’。更重要的是，火锅能最为形象直观地体现‘在同一口锅里吃饭’这样一层深刻的意义，可以说是不折不扣的‘共食’。更何况，这种‘共食’又决不带任何强制性，每个人都可以任意选择自己喜爱的主料烫而食之，正可谓‘既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的那样一种生动活泼的局面。”大团圆的氛围使弱小的个体找到了安全感、归属感，使脱离了群体“照顾”的个体成为不受待见的异类，也使融入其中的等级主义、小圈子文化在个体心中慢慢地生了根。
坐在一起吃饭，“在一起”生存，保持表面温馨的团结一致，把自己活在熟人的眼中，以在熟人面前积极表现、遵守纪律作为做人的标准，以在生人面前保持戒备心理或者耀武扬威、野蛮、无修养作为有本事的标准，不敢真正地闯，不敢真实地先，不敢让自己太有吸引力，压抑自我的人性，强烈渴求平均主义的“大锅饭”，像马戏团的小丑一样窝窝囊囊地苟活一生，这就是主要活在吃饭文化中的多数民众的基因。
当然，这种文化基因极为符合统治者的胃口。在2000多年的政治生活中，历代王朝都通过专制主义的制度把这种文化基因完整地保存下来，美其名曰“文明传承”。有了这样的文化基因，政府远远强大于社会，戴着等级、层次的有色眼镜对待人，党同伐异，个体人格被无情地压缩、扭曲，小国寡民，小圈子文化，小丑盛行，反省与批判能力麻木等文化性格就成为中国人必需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而且还被毕恭毕敬地顶礼膜拜、与时俱进。
与吃饭文化形成天壤之别的是偷偷摸摸、做贼一样地生存的中国人的性文化。一方面，中国文化基因把人塑造成主要为吃饭而活着的工具，把人造成生儿育女的工具，另一方面，它又压抑人的正常、健康的性生活。在统治者的宣传、运作下，“万恶淫为首”是民众熟知的名言、教条。父母一辈对儿女一辈总是以谈性为羞耻、罪恶，这种讳莫如深的态度常弄得儿女一辈惶恐不安、性格压抑。一直到了今天，多数中国父母仍不知道如何与儿女讨论性的话题。像性学研究者李银河博士、潘绥铭教授等人至今仍被很多人当做异类口诛笔伐。没有性知识的获取，没有性的话题的广泛讨论，没有性的活动的健康参与与享受，人性就没有张力、活力、创造力，民族就没有包容、博爱的源泉。
毫不奇怪，纪录片《舌尖上的中国》被疯狂追捧与性话题被窃窃私语，都是中国人文化基因诱发的必然现象。饮食文化被吹捧得越厉害，越显示出中国人性文化的苍白无力；舌尖上的味欲越被疯狂地追求，越说明中国人性意识的窒息；个人越是为了口欲而活，他就越是活得没有生气；国家越是鼓励民众吃好、喝好，就越说明这个国家的创造力有限。什么时候《性尖上的中国》成为正常的题材被国家主流媒体的黄金时段采纳，什么时候这个国家才有了真正的文化软实力。
一个满嘴流油的人是没有多大出息的，他只能在“意淫”中想象一下别人裸露的身体。而一个只能谈一点口欲的栏目，如果仅仅是在推崇、传承那种狭隘的民族文化基因的话，那只能说明这个民族的文化太狭隘、太贫穷了。（作者：刘锋 法学博士，独立学者）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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