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玉凤谈毛泽东临终:没流口水 一身干干净净(图)

　　第二天，汪东兴报告主席说，唐山发生了地震。为了毛主席的安全起见，中央政治局决定让毛主席搬到防震的房子里去住。主席说，既然政治局已作出了决定，我就搬过去吧。但等地震过后，我还要搬回来的。可是一直到去世，毛主席都一直住在防震的那间房子里。

　　由于主席心脏不好，在医生的建议下，我们给主席找来了一副担架。事先还由卫士们演练了一下，尽量做到让主席安安稳稳地躺在担架上。这样，在战争年代就坐过担架长征的毛主席，建国几十年后又坐了一次担架。在地震期间，毛主席很关心唐山、北京以及其他震区人民的情况，询问损失的程度有多大，防震工作做得怎么样，反映了领袖与人民是心心相印的。

　　1976年9月6日，在毛主席弥留之际，他仍关心着国际问题。当时日本在搞选举。毛主席想知道三木在选举中的情况。他嘴角在动着，想要什么东西，但护士们不知道他想要什么。护士们就把我叫了去，主席发音太轻，很微弱，我也没听懂。这时，主席在他背后的床头木板上敲了几下，并伸出三个手指头。我猜想主席是不是想说“三木”，就问他是不是要了解日本三木的情况，他点了点头。我就把有关三木的情况简报找来了给他。他老人家最后几年从未中断过看书读报，直到去世前最后一次苏醒过来后，还由身边工作人员给他读文件。9月9日凌晨0点10分，他老人家离开了这个世界，告别了他的祖国，永别了他的人民。他去得非常安详，没有一点痛苦的表现，就像永远地睡着了一样。我们没给他做新衣服，他穿的还是那件洗干净了的穿过的中山装。

　　我在毛主席身边工作了六年，发现他老人家有一个特点，就是不爱钱。他不是没钱，仅《毛选》的稿费他就有百万存款，就在中央办公厅特别会计室里，但必须有他的亲笔信，才能取到钱。这些存款，在他去世后，都留给了国家和人民。他经常在经济上帮助有困难的民主党派人士和我们这些工作人员，但如果有谁伸手向他要钱，他就不愿再见到这个人了。他看不起爱钱的人。他常穿的中山装的口袋里装有两件东西，一样是香烟，但总是只装半包香烟，不装整包香烟;另一样是一块手帕。他身无分文，我们在他身边工作也没什么可捞。因此，不存在犯经济错误的问题。主席不爱钱的品格，对我教育很深。在我的生活中，我也从来不为钱而活着。

　　主席晚年头脑很清醒，我这样说是有根据的。医生每次给他量血压，他都能算出高压和低压之间的差距，他还知道上次血压和这次血压之间的变化。他的女儿李敏(贺子珍所生)在他病重期间一直在他的身边。他曾把李敏叫到他床边坐下来，为她算出她出生的年、月、日以及她当时的年龄。在他弥留之际，当多位在京的政治局委员来看他时，他能一一叫出他们的名字，并与他们一一握了手。在与叶剑英握手时，他似乎有很多话要说，但他说不出来，他把叶剑英的手握住了好长时间。因此，说他老人家晚年头脑糊涂，我是不相信的。

　　在毛主席革命生涯的鼎盛期，人们都呼喊“万岁”、“万寿无疆”，但他讨厌这些。他认为有些人这样喊，是“屁话”，他真正关心的是他离开这个世界以后人们怎么看他。毛主席他老人家高瞻远瞩地看到了这一点。他老人家曾多次对我说过，希望我在他去世后每年都到他的坟上去看他。后来我知道，他对其他身边工作人员也说过同样的话。这么多年来，我没有辜负他老人家的遗愿。

　　这些就是我所知道的毛主席的部分真相，就是我亲眼看到的毛泽东。我们不应该为政治所左右来看待毛主席，要把事实告诉人民。我作为在毛主席身边工作过六年的见证人，有责任把真实的毛泽东告诉人民，这也是毛主席他老人家的心愿。

　　注：张玉凤(1944年-)，女，黑龙江省牡丹江市人，她出生于一个清贫之家，父亲是商人，家中有八个子女，张玉凤排行第四。1960年她16岁开始任职于牡丹江铁路局的餐车服务员，广播员，此后被调任铁道部专运处，出任毛泽东专列的服务员，后来曾为毛泽东出巡全国时私人专列车厢上的服务员，1970年7月以后长期担任毛泽东的机要秘书兼生活秘书。

　　文革结束后离开中南海，调至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工作，后由于个人意愿又调回铁道部，1988年从铁道部老干部局退休。现主要从事毛泽东藏书的研究，编有《毛泽东藏书》24卷。(来源：互动百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