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护”江青过关，三跃升任党中央副主席
下定了踹开王明的决心后，康生就千方百计地积极向毛泽东靠拢，一方面采取不断地向毛泽东报告王明的思想、言论动向以及卖力地反击王明和表明坚决拥护毛泽东的鲜明态度等手段，来争取毛泽东的青睐；另一方面，他又采取迂回技术，极力促成毛泽东与江青的婚姻，以此做长线投资。
原来，一回到延安，康生就与同乡江青相遇相交了。一来二往中，江青对康生这位身居要职的老乡十分尊敬，而老谋深算的康生也很快从漂亮、伶俐的江青身上发现了她那特殊的价值。因为他已捕捉到了江青有追求毛泽东之意，而毛泽东对江青也颇有好感。故而，有一天晚上，当时兼任延安鲁迅艺术学校学生辅导员的江青等正在彩排京剧《打渔杀家》时，喜欢京剧的康生也来观看了。演完后，他走到江青跟前，竖起大姆指夸奖道：“你今天演得真好，毕竟是科班出身，你都把萧桂英演活了。等你们正式演出时，我一定请主席来看。”
《打渔杀家》公演那天，康生陪同毛泽东坐在延安中央大礼堂的前排，他不时地用手指点着、介绍着。江青则在台上演得特别卖力，毛泽东也看得津津有味。不久，江青便成为了毛泽东的夫人。
1938 年冬，在上海领导地下工作的刘晓、王世英等，曾来电报告江青有叛党变节等历史问题，建议认真审查。但这封电报却被康生扣下来秘而不宣。1942年延安整风时，党内干部均要人人过关，江青也不例外。在一次审查会上，当江青谈完了她在上海的那段经历后，有人就严肃地提问道：“你被捕过没有？”康生见江青有些心虚，就一把将问题揽了过去：“江青同志在上海的这段历史情况，组织上了解过。我清楚这个情况，没有问题。江青在白区工作表现得很好，如果是江青同志思想不进步，能放弃上海这个花花世界的大城市生活，来到延安吃带沙子的小米吗？”审查小组的其他人面面相觑，只得草草收场。江青轻松地度过了“整风”关。
建国前夕，当听说毛泽东的前妻贺子珍即将从苏联回国时，江青方寸大乱，便急忙习惯性地来到康生办公室求教。康生虽然也觉得此事比较棘手，但还是劝慰道：“你怕什么，木已成舟了，贺子珍还能把你挤走吗？”“这我也知道，”江青这才稍冷静了一些，但仍不无忧虑，“可是，她将来要是也到北京，我心里就别扭。”“这好办，咱们可尽一切力量，不让她同毛主席在一个城市里。”于是，康生如此这般一番面授机宜，终于使江青喜上眉梢。
这天，江青突然当着毛泽东的面捶胸顿足、大哭大闹。不一会儿，她忽然又转为狂笑不止，看起来简直就像是精神病人似的。康生恰于此时走了进来，望着江青颇为同情地说：“主席，这件事对江青同志精神上刺激很大，她对主席是忠心耿耿、一心一意的。”略微停顿了一下，他又望着毛泽东：“贺子珍同志确实神经上有毛病。苏联把她放在疯人院里，也不是没有道理的……有不少例子说明，一个疯子，在国家的主宰人身边，这是不祥之兆，国家是不会平安的。”就这样，在康生的一手导演下，贺子珍回国后连北京都没让进，从此便永远地离开了毛泽东。也因此，江青对康生感恩戴德，永志不忘。
在延安整风运动中，康生兼任中央总学习委员会副主任，为毛泽东的副手，但实际上却是整风运动的全权具体操作者。在“怀疑一切”的思想指导下，他擅自移花接木、篡改宗旨，将其转变为以审干肃特为内容的“抢救失足者”运动，制造了大批的冤假错案，加之以往他在延安的“肃反”工作中大搞逼供信，影响不好，积怨甚多，因而于1944年受到中央领导的批评，并致使在1945年4月至6月召开的党的七大上，很多代表都不愿意投他的票。经毛泽东做说服工作后，康生虽然被免去了中央社会部和中央情报部部长之职，但仍当选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
善玩“左”倾之火的康生也偶有被烧的时候。他先是1949年秋在与饶漱石竞争华东局第一书记的权力角逐中失手，后又于1956年9月在党的八大上由中央政治局委员降格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那是由于1946年至1947年间，他奉命在晋绥、山东渤海等地领导土地改革工作时，大搞“左”的一套，扩大打击面，将一些中农甚至下中农也划成地主、富农，影响恶劣，被毛泽东怒而疏远所致。
对此，康生隐忍以待、处心积虑，很快地发现毛泽东在1952年至1955年期间的许多讲话中一再强调农业合作化的问题，于是他也开始翻看有关农村问题的一些材料，搞起了农村调查，花了很大功夫和精力，给毛泽东写了几封关于在农村扩大集体化的建议信，令毛泽东刮目相看。1956年，当看到毛泽东对周恩来、陈云提出的在建设上反冒进的意见不满意时，本来对此漠不关心的康生也立即亮出了不同意反冒进的态度，再次博得毛泽东的好感。1959年7月至8月，在庐山会议期间，当康生收到中央办公厅对“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的印发本时，顿时感到这是一个向毛泽东邀功请赏的千载难逢之机。于是，他立马给毛泽东写了个大意如下的条子：彭德怀这封信绝不是偶然的。这次，他的矛头，就是对准主席来的。这是一种反党反毛主席反社会主义的行为，我斗胆建议，不能姑息……尔后，他又在小组讨论会上恶语攻击彭德怀“和张闻天、黄克诚、周小舟搞俱乐部，搞阴谋活动，组织反党小集团”。接下来，他故伎重演，又在1962年8月召开的北戴河会议上煽风点火、推波助澜，带头诬蔑习仲勋是“利用小说（指《刘志丹》）反党……是为反党分子高岗翻案”，指责邓子恢是“同毛主席唱对台戏……鼓动安徽、河南搞包产到户，走资本主义道路……”以后不久，康生被擢升为中央书记处书记。
随着国内阶级斗争的火药味越来越浓，康生摩拳擦掌，又进一步寻觅着点火放炮的机会。1964年5月，当康生从《光明日报》上读到由中央党校教员艾恒武等人撰写的理论文章《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时，顿觉如有神助。他立刻组织人员写了一篇与之针锋相对的题为《“合二而一”不是辩证法》的文章，也发表在《光明日报》上。随之，他一边冷眼旁观着社会上的反应，一边通过江青“传书”，很快得到了“尚方宝剑”。解除了后顾之忧，他便公然指示《光明日报》专门组稿深入引发对“合二而一”论的争鸣，以便引“蛇”出洞、聚而歼之。然后，他又调动写作班子炮制出了题为《就“合二而一”问题和杨献珍同志商榷》一文，发表在《人民日报》的显要位置上。他通过该文攻击批判“合二而一”论是反对毛泽东一分为二的辩证法思想的论调，大肆鼓噪斗争哲学，并进一步向全国理论界、文艺界和教育界开刀，不仅打倒了时任中央直属高级党校副校长的杨献珍，还使上万人受到株连迫害，客观上为“文化大革命”作了舆论准备。
1962年，当根据时任北京市副市长、明史专家吴晗创作的剧本《海瑞罢官》改编而成的同名京剧正在热演时，康生和江青便“英雄”所见略同，都看出了其中的“问题”和利用价值，只是适值我国经济困难，康生认为火候未到，于是就压抑、等待了三年。直至1965年年初的一天，康生径直来到中南海毛泽东的书房，向毛泽东诬称：“《海瑞罢官》是为彭德怀鸣冤叫屈，为彭德怀翻案哩！”事后，康生和江青通过对毛泽东听了“汇报”后的表情的分析，认为已得到毛泽东的默许，俩人便谋划由江青出面到上海去找“笔杆子”写批判文章，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由此出笼，一下子点燃了“文化大革命”的“引信”。而于1966年5月和8月先后被重用提升为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顾问、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康生，则赤膊上阵，与江青遥相呼应，并暗中靠上林彪，大肆鼓动全国造反派夺权，组织围攻朱德和陈毅等老帅，罗织“新疆叛徒案”和“六十一人案”，伙同林彪、陈伯达炮制 “天才论”语录，帮助江青策划借批孔之名影射批判周恩来等等，使刘少奇、张闻天、彭真等大批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蒙冤负屈，有的甚至被迫害致死。借着排斥、打击异己分子及全国混乱的局面，他又连上新台阶，继在党的九大上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中央政治局常委之后，最终在党的十大爬上了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党中央副主席的高位，达到其政治生涯的顶峰。
康生在病入膏肓、气息奄奄之际，依然困兽犹斗，在毛泽东面前告了邓小平一状。同时，当他对成不了气候的江青大失所望的时刻，便又反水了，假借别人之手，向党中央检举江青等人的历史问题，为金蝉脱壳、保全自身而找了个垫背的。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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