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校又给了我克服困难的勇气。我上大学以后，第一学期就染上了肺结核。当时学校让我住一个隔离室，不能上课，但是我靠自己的学习和钻研，在没有听课的情况下，那个学期的所有课程，包括最难学的《结晶学》，都得了优秀。以后我坚持锻炼，从不畏天命，因此我又争取到每天四小时上课时间，然后是八小时。直到毕业的时候，我终于摘掉肺结核的“帽子”。
参加地质工作以后，要爬山越岭。我在祁连山工作，祁连山主峰在5000米以上，我从事祁连山腹地的填图工作就在祁连山主峰。每天早晨吃过饭以后，我带一个馒头上山，饿了就地捡一点干柴，把它烤一烤吃了，捡不到柴就把它带回来，因为太凉吃不下，晚上就吃一碗面条。从早晨出发到工作地点，一路爬山到下午两点钟，可是还有一二百米要上，要定个点。我总是坚持爬到工作地点，画好素描，填好图，做好记录才返回。我从来没有因为图省事而定过“遥控点”。下山还要背着一包石头，累了不敢坐下，就在山边上靠一靠。回到住地，经常天已经黑了。即使是在恶劣的环境下，我总勉励自己，人要有甘愿吃苦而毫不叫苦的精神。只要努力，不畏艰难，不怕挫折，总会进步。
我有过几次很危险的经历。一次在祁连山主峰，那一夜大暴雨，逼得我们半夜搬家三次，大家总是先抢资料，后搬帐篷，然后再搬自己的行李。第二天一看，沟里大水冲下来的滚石比人还高，连骆驼都砸死了。还有一次过疏勒河，河中间水流湍急，我死死地抱住牦牛的脖子，整个身子都浸在水里，就这样过来了。
我跟青年们讲这些，就是说吃苦可以锻炼人，不仅磨炼一个人的性格，而且能造就他的精神。我常思考，对待任何工作，如果你能担起来，你就勇敢地担起来，不怕任何困难甘受任何打击和委屈，一定要把工作做好。今天当面临巨大的思想和工作压力时，我仍然用自己瘦弱但坚强的身躯担起了一切，从不把困难留给他人。这种精神也是母校给我的。
三
我上大学以后，开始更多地思考社会和人生，除了学好专业以外，我大量地阅读历史、哲学、政治、经济等各方面的书籍。我一心想为人民做好工作，作为一个热血青年，当时我想得最多的是要和人民在一起。母校给了我这样的环境和条件。1963年、1964年我分别在湖北和河南，也就是秦岭和嵩山进行生产实习和毕业实习，那时我吃住都在老乡家里。除此之外，我们经常到农村参加劳动。我还利用假期到农村去，和农民生活在一起，吃一锅饭，睡一个炕上。我利用这个时机了解群众，懂得他们的思想、感情，学习他们的可贵品质。
在地质队工作，那也是在最基层，周围都是农村或者牧区，我交了许多农民和牧民朋友。有时我看到农民为了买酱油和盐跑很远的路，拿几个鸡蛋来到地质队换钱，心里感到格外的沉重。我觉得我们国家太贫穷了，我们的人民太苦了，我下决心把自己的一切都献给人民。对人民的深厚感情是我献身人民的世界观形成的基础。在担任领导工作后，我几乎走遍了全国的农村，特别是贫困山区，盘坐在农民家的土炕上和他们促膝交谈。我跑了许多的企业、矿山、油田，也下过矿井，到矿工居住的棚户区了解他们的生活情况。1998年抗洪抢险时，我曾十三次到抗洪一线指挥，八次到荆州，指挥荆江大堤抢险。2008年汶川大地震后，我十多次到灾区指挥抗震救灾和恢复重建工作。现在我还有这样的习惯，因为工作忙，每当周六或周日就下基层，我感到和人民在一起非常亲切。
我了解基层、了解农村、了解人民的疾苦与忧乐，心里一直装着人民，为改变他们的境遇而努力工作，这就是为什么我在担任领导工作以后能够从人民的利益出发，下决心推动取消几千年加在农民身上的农业税，推进九年制免费义务教育，建立覆盖全社会的社会保障体系的思想根源。因为我知道，一个领导者如果不懂得农民，不懂得农村，就不懂得中国的国情；不懂得占全国大多数人口的穷人，就不懂得政治，也不懂得经济。作为人民的政府，一方面要推进经济社会发展，另一方面要努力实现社会公平正义，这就是我们的目标。
我希望同学们在校学习的时候，就要树立远大理想，把今天的学习和今后的工作紧密结合在一起，练就本领，将来为人民更好地工作。
母校培养了我，我铭刻在心，时常牢记。“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辉。”我要用我自己工作的成绩来报答母校，决不辜负母校对我的期望，让母校永远记得他是一个优秀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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