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在当时被视为又一场“斗争”。马龙山一下子成了光山的“过街老鼠”。县里从此流传一首童谣:“光山县,两头尖,中间住个马龙山。马龙山,大坏蛋,饿死人民千千万。”吴永宽曾看到,马龙山的儿子“马大头”被学校里的大孩子们追着打。
毛泽东最终对“信阳事件”作出批示,称信阳事件是反革命复辟,是民主革命不彻底,须组织力量进行“民主革命补课”。
这场“民主补课”一级一级补下来,到了吴围孜,便是把队长吴永寿和村里的干部关起来,开会学习。“课”还没补完,“四清”运动又开始了,紧接着,“文革”的火苗开始点燃。
“你说这天能不能等到?”
村里死去的那七十多条性命,吴永贵始终难以忘却。
1960年,被吴永宽称为“休养生息”之年。第二年他结了婚,和父亲一样在村里当会计。1968年,有了大儿子吴晔--这孩子真的如同“八字”里那般出息:1995年,吴晔考到南开大学;4年后,跟妻子一起赴美;此后他常常寄回钱来,给村里挖渠、修路。
吴永宽和老伴也被接去天津住了一段时间。出国前,听吴永宽讲起当年村里的惨状,吴晔哭了。他以前并不明白,在父辈们所说的那场‘粮食关’中,为什么有那么多人被饿死。开始他和村里大多数人一样,认为是“坏人”马龙山造的孽,后来读到当代史专家丁抒写的《人祸》,才发现事实并非如此。
吴永宽时常会担心,“再过20年,1959年的事情,可能村里就没有人知道了。”他觉得,在子女中吴晔最像他,“良心的驱使”令父子二人一拍即合,要为那些死去的人立个碑。
2004年,吴永宽从天津回到吴围孜养老,很快就把村里遇难者的名字一一写下来,然后掏了3200块钱,刻碑、做法事,请村里人帮忙操办。
那年清明节,吴永宽自家的庄稼地里立起了两块“粮食关纪念碑”。刻碑之前,他记得当时村里死了71人,碑刻好之后又想起来两个,但其中一个已经记不起名字。
他写了篇祭文,写上那72个名字,寄给美国的儿子。吴永宽觉得自己不会讲漂亮话,他在祭文中写道:“这些惨剧现在回想起来确实是当年批斗右派太过头了,从上而下,治理国家不是实实在在从源头做起,而是利用‘反右派’、‘浮夸风’这样一些方式,给人‘扣帽子’,压得人们抬不起头来,让部分坏人占了上风,使很多人失去了生命。以上这些惨剧是我亲眼所见,望天下人记住这段历史,让历史不再重演。”
他也想过,让为官者都来看看这两块碑,“不管大官、小官,都不应该忘记老百姓。 “
碑立起来,麻烦也来了。当地有干部对此有看法,说他这碑”不该搞“,”是跟国家作对。“后来,信阳安全局、县安全大队真就找到家里。对方查了几天,”没说你不该建,也没说你该建。“
这些事让吴永宽有些后怕,他想着自己本来是出于一片好心,现在也开始怀疑”是不是办了坏事“。但那些想法他还是坚持,”有丑就不要害羞,有脏东西就好好洗一洗,这样才好“。
后来的几年里,吴永宽总觉得,这两块普普通通的纪念碑,立得其实有些”不尽人意“。他本打算立块高两米的大碑,底下堆个高高的土堆子,让人们远远就能看到,再在台子上撒上白灰。
如今吴围孜田里的麦子已经微微泛黄,水稻正等着插秧。2012年5月7月,旱了两年的光山总算下了一场痛快雨。
吴永宽在家里喝了点酒,琢磨着如果在他有生之年,国家开始反思当年的大饥荒,他就真的掏钱把纪念碑再好好重建一下,”写一副更有意义的对联“。他觉得那时候国家应该不会反对。说着,他又开始顾虑,”你说这天能不能等到?“
在68岁这一年,他没有想到为此再给自己算上一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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