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益高零风险 身在官场搞学历“稳赚不赔”(组图)

　　学历造假者之所以没被“发现”并能被提拔重用，还是因为官场中提拔干部存在某种程度上的“少数人说了算。

　　托关系搞学历没面子？校方乐意打点妥当互利共赢

　　官员掌握高校的各种资源，官员主动变身校友，高校当然求之不得，愿意提供各项贴心服务

　　除了党校行政学院这样专门供官员就读进修拿文凭的学校外，各大普通高校也纷纷开设各种在职研究生班。高校热衷于此，自然是因为这能给高校带来诸多好处。对高校来说，最直接的收益是收取的学费，更为重要的是，官员们可是一笔巨大的人脉资源。授予官员学历，这不是政界精英主动送上门来当校友嘛，以后要办事就方便多了。面对那些掌管科研立项与经费拨款的官员们，高校哪有理由拒绝官员们。官员到高校攻读在职学历，真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互惠共赢，何乐不为。

　　另有媒体披露，一些学校（都是名校）经常和某些省份开展省校合作计划，省里给学校一笔专项资金，负责培养一些县处级以上的干部。甚至有高校，专门到官员所在地开设在职研究生班，提供上门服务，简直赶上遍布大中华的沙县小吃。

　　有公款不怕学费高，有秘书不怕没时间，在职文凭说拿就拿

　　如果上学地点与工作地点不一样怎么办？这简单，秘书可以效劳。据报道，在北京有的高校里的官员在职研究生班里，几乎全是秘书在上课。自然平时的作业与考试，秘书也是义不容辞。官员们象征性要出席下期末考试，很多时候不仅题目容易，答案往往也是准备好的，就等领导签字就行。而想要弄个外国野鸡大学的博士学历，需要的仅仅是交纳一笔钱，连课都不需要上，也无需论文。

　　前段时间清华大学法学院，被曝培养的论文博士，长期不上课，学生是某地的厅长。论文博士，就是一种松进严出的培养博士的机制。只要可以写出靠谱的博士论文，那就具有了博士的资格，上不上课不是关键。与外国不同的是，中国官员们时间宝贵，日理万机，可由秘书甚至导师捉刀代笔。

　　深圳市前市长许宗衡，拥有美国国际东西方大学（野鸡大学）工商管理硕士，在中国官场里的校友众多。

　　东窗事发风险高？几乎没有官员单纯因学历问题被追责

　　胡长清、李启红、许宗衡等官员的学历问题，都是因其他原因被调查而曝光的

　　翻看这些年关于官员学历丑闻的新闻，很容易发现，问题学历官员有两种情况，要么因为时间的原因，在早年买的街头假文凭，更多官员被曝出文凭问题，是因为贪腐等其他原因而顺带牵出的。江西省原副省长胡长清的例子被广为流传，其持有的北大文凭原来是街头买的，北大曾专门为此澄清过。后者的例子如广东中山市原市长李启红，在被查处后，媒体报道称只有小学文凭的她，却拥有广东省委党校的研究生文凭。

　　官员只是单纯弄个更高的文凭没有任何风险，在位官员即使被人质疑学历，很少有被处理

　　再强调一次，在职研究生，算是实打实的真文凭，这和那些街头的假文凭广告截然不同。即使在职研究生文凭再怎么没有含金量，那也是如假包换的真文凭，怎么处理也不会处理到这样的真文凭上。含水分高和假文凭，那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另外，攻读在职研究生的官员，又不做学术，要求人家的学术水平岂不是强人所难吗？

　　在中国官场几乎没有一个官员仅仅因为文凭的问题，而受到处理。少数受到处理的，那都是因为被媒体曝光，而且是官级较小的。中组部曾在全国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县处级以上干部和中管企业领导人员共67万多人的学历、学位中发现了15000多例误填、错填或虚填、假填，但是并未见到有任何公开的处理结果。

　　国外野鸡大学文凭也不会被处理，唐骏西太平洋大学的校友河南旅游原局长因年龄安全退居政协

　　同样，弄个外国的野鸡大学文凭，也不能算是什么假文凭，你最多只能说人家的学校差，含金量低，不能说人家的文凭是假的，唐骏老师已经为我们解释得很清楚了。唐骏母校西太平洋大学，出过一位位官员校友苏福功，曾任河南省旅游局局长，2010年因年龄问题任职河南省政协。也就是说，官员如果只是单纯弄个更高的在职文凭，没有任何风险可言。

　　各级党校为干部们提供了一个获取学历的便捷渠道，小学毕业就参加工作的李启红拥有党校研究生的文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