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商就要死了”
“这一轮征地，迤博村涉及7个村民小组，共被征了2200亩土地，其中1600多亩是农田。”迤博村4组的前任生产队长，70岁的邓崇林对本刊记者说，“7组8组是为了瑞鑫的白鹤花园，1组4组是为了江源地产的城市花园小区，还有几个地产公司分了其他几个组的地?”
面对本刊记者，巧家县国土局数位官员回答不出来巧家县一年究竟有多少征地指标，也说不清楚迤博村到底被征多少亩地，只是否认村民说法的“客观性”，并特别强调巧家县的征地补偿标准已经是全昭通市最高。据称清楚具体情况的分管副局长陈泽荣，婉拒了本刊记者的采访。
巧家县城乡规划与建设局规划所长杨力宏向本刊表示：迤博村的征地，跟白鹤滩水电站的移民安置没有关系。巧家县委宣传部副部长潘勇亦证实了这一说法。
杨力宏说：“全国早就搞得轰轰烈烈，但是实际上巧家成规模的房地产开发才刚刚起步。白鹤花园这些项目，开发商已经来了七八年了，土地征不下来，县委县政府可以说是伤尽了脑筋，为这些征地拆迁的事情。”
“土地本来应该是公有的嘛，应该是人人都有一份，为啥现在掌握在农民手头？并且他这个土地是共产党拿给他的，不是像旧社会那样一点点积累下来的。”杨力宏对征地拆迁政策的宽松度持保留意见。
他认为，城市规划区内的农民，比较起没有土地的城镇居民而言，算是“贵族阶层”，城市里面的人什么都没有，还不是靠自己的劳动来维持生计。失地农民能获得一大笔钱，却为什么得“包抬包埋”，什么都要政府来做，这样岂不是“养懒汉”？总有一些漫天要价“敲诈勒索”的人，他们的工作是不可能做得通的，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哪里有那么多钱来处理这些事情？比如在某些地方，修一条路，钉子户就在路中间坚决不搬，政府竟然就没办法把他搬走，那这种情况下，“政府的形象在哪里？”
杨力宏告诉本刊记者：“县委政府被逼得没办法了。再不推进，巧家来的房地产开发商就只有死掉了。城市化进程也没办法推进了。”
城市化“大跃进”
多位巧家的官员向本刊记者表示，他们对白鹤滩水电站充满期望，因为这个国家级的大型工程将前所未有地拉动地方的发展。
巧家地理位置偏僻，交通不便，亦无支柱产业，长期以来以农业为主。如果不是建白鹤滩，难以有更多更好的发展机遇。而现在，不仅公路通畅了，白鹤滩一旦蓄水，巧家就成了一座湖光山色的水岸城市，正好打造“西部三亚”。
按照巧家县2010年制定的总体规划，巧家将打造“湖滨生态旅游城市”。规划区范围是62.2平方公里。原来2平方公里的县城，到规划期末也就是2030年，要达到11.1平方公里，现在5万左右的人口要增加到12.5万。
白鹤滩水电站开建之后，海拔825米以下的淹没区涉及移民人口约5.5万人，其中百分之七八十要安置在县城规划区范围内。
而按照昭通市给巧家下达的“城镇化”任务，在“十二五”期间之内，巧家的城市化水平要由目前的14%达到30%。
在这样的压力下，巧家县一位官员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记者，该县的战略是每年以0.5平方公里（即750亩）的速度推进城市化进程。在他看来，这“大跃进”一样不切合实际。他认为，一个城市要发展，要有基本人口，也要有产业支撑，现在巧家没有什么产业，无非就是等着一个白鹤滩水电站今后带来的一些水产和旅游业。
房地产项目的大举进入，基于这样一个判断---几大水电站淹没区以下的人，偏好到巧家来置业。因为巧家的基础建设、居住环境相对而言更好些。
巧家县本身是一个生存空间有限的山地县城，再发展和扩展，就是不断地往山上开发。
因此，面对几大水电站未来数十万移民，以及城市化进程中的人口增长，生存空间成了竞争性资源。同时，水电移民、城镇拆迁等新矛盾，也成为摆在地方政府面前一个巨大的课题。
2012年3月底，当本刊记者第一次路经巧家时，白鹤滩水电站的移民实物指标调查刚刚展开。在白鹤滩坝址附近的山坡上，巧家县委宣传部副部长潘勇告诉本刊记者，在与三峡公司会谈时，地方党委政府提出，“希望企业能最大限度照顾老百姓的利益。”
潘勇说：“当地县委政府，这个观点很明确，不能牺牲老百姓利益。我们的口号是要全力以赴支持国家建设，千方百计维护移民的利益，县委政府一直都是这么强调的，并且也一直是这么做的。”
多重世界
当下，不仅迤博村的村民面临着颠覆性的改变，七里村等淹没区的准移民亦闻讯而来，向本刊记者讲述在过去几年来，他们的土地大量被征或者以租代征的故事。
在如今的巧家县城里，工程车扬起的尘土随时拂面而来，整片整片的荒地和新小区、低矮的土墙老房屋交相杂陈。街头巷尾，各种“枪支、炸药、迷药、手机窃听、办证、K粉、黑车、贷款”的“牛皮癣”广告随处可见。
本刊记者与一位国土局官员笑谈：国土局的大门口竟然喷着“枪支、炸药”的广告，这位官员嘿嘿笑着说：“这算什么，你去看公安局、派出所的墙上都喷着呢！??”
在最繁华的303省道上，路的一边有新评级的星级宾馆，另一边是正待拆迁的古早民居。俯临大路，不通水不通电的半山坡上，李登珍的“家”是另一个世界的建筑物。
穿着重叠补丁的上衣，裤子破了一个洞，草鞋连同脚满是灰土，今年74岁的李登珍是迤博村5组的村民。2012年4月22日，她家和同村的六七十户人家一样，摧枯拉朽的，房子被拆掉了。当然，他们都签了“同意”。
此后，她和老伴在半山坡的“临时安置点”搭起了简易棚，四面透光又透风，没有门，甚至连门帘都没有。同村的杨顺芳等人，则就地在被拆掉的废墟上搭了棚子住着，离他们很远。
4月23日晚上，一只流浪的小白狗悄悄来到他们的窝棚里，挨着李登珍和她老伴儿一起睡，大家从此相依为命。春天的荒山上还不算太热，到了五月中下旬，气温逐渐升到40摄氏度左右，晚上蚊子更是黑压压的攻击人。
“头这边，脚那边，点两排蚊香都不顶事。”李登珍对本刊记者说，“这里大概还能再让住一个月，但是一个月后再去哪儿，还不知道。两爷子才四分地，也赔不了几万块钱，修不起房子嘛。”
“巧家这些年来已经变得不一样。”迤博村的老生产队长邓崇林说，“最好的年代就是农田包产到户以后。那时候，我们打通的山泉还没有变成自来水厂和矿泉水公司，千亩良田都是最好的水田。那都是基本农田。种‘算优’稻，亩产大约1300多斤。后来水没有了，变成旱地，种麦子、花生、苞谷、甘蔗、四季豆、红苕，还有各种蔬菜，也是产量很高，因为这里的土质相当好，挖下去七八米才见硬土。”
猛然间，失去了土地或者即将失去土地，农民面临着生活环境的变迁和生活方式的改变，县城的色调在城镇化的进程中变得多彩而具体。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刘伊曼 | 云南巧家报道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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