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对北京的“文化大革命”搞得冷冷清清、学生运动受到压制，极其不满。
一连几天，他召集陈伯达、康生等中央文革小组成员谈情况，又听刘少奇等政治局常委的情况汇报，还同各中央局书记、江青等人多次谈话，对工作组表现出明显不满。
他在不同场合多次表示：“工作组一不会斗二不会改，只会起阻碍运动的作用。”
“许多工作组(当然不是一切工作组)，都是阻碍运动的，都要把它撤出来。”
“把工作组一撤，把黑帮停职反省就完了，这样可以搞得快一点。”
在8月1日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满脸不高兴的毛泽东有一段插话说得更明白，暗示工作组犯了不可饶恕的方向性、路线性错误。
他说：“工作组不管怎么样是做了坏事，一不能斗，二不能批，三不能改……起了一个镇压群众、阻碍群众的作用，起了个坏作用。一般说，就是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作组干尽了坏事。”
由于这时的政治天平发生了明显倾斜，立刻使刘少奇、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人处于不利地位，而陈伯达、康生等风派人物得意忘形。
许多工作组眨眼之间成了众矢之的，有的被解散，有的被驱逐，有的被批斗。
就这样，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极端混乱的情况下，曾经对稳定局势、领导运动起过不小作用的工作组风卷残云般地被撤了，许多工作组成员成了被批斗的对象，从此在劫难逃。
中央宣布撤销工作组，引起全国震惊。
外交部副部长姬鹏飞也一时思想不通，带着疑惑与惊异去问陈毅：工作组怎么说撤就撤了?陈毅满脸无奈地说：“哎!我也不清楚是怎么回事!说怎么样搞，就怎么样搞。现在我们是乾纲独断罗!”
这表明，陈毅不隐讳对这时毛泽东个人说了算的独断专行作风的不满。
8月7日，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印发了毛泽东《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更使陈毅忧心忡忡。
他一眼看出，这张大字报攻击的矛头显然是直指中央第一线主要领导人刘少奇、邓小平的，使他困惑不解的是党内出现不同看法本来是正常现象，完全可以通过党 内讨论，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求得解决，为什么硬要把它上升到两条路线、两个司令部的斗争呢?这张大字报对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赞美有加，把它称之为“全国第 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对刘少奇、邓小平等“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的措辞则是极其严厉的，已经完全把他们推到无产阶级的对立面去了。
这张大字报说：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写得何等好呵!请同志们重读一遍这张大字报和这个评论。
可是在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 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联系到1962年的 右倾和1964年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省的吗?陈毅对党内这种不正常现象，感到吃惊、不解，预感到刘少奇、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人将面 临更加困难的处境。
更使他吃惊的是，政治局改选时把党内一向德高望重、长期担任中共中央副主席的刘少奇晾在一边。
因全会没有选举中央副主席这个项目，实际无形中撤销了刘少奇党中央副主席的职务。
但会后不久，林彪被宣布为中央副主席，而且有了一个毛泽东“最亲密战友”的特殊称谓，使他成了名列第二位的人物，成为毛泽东的接班人。
陈伯达、康生等在这次政治局改选中，都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在党内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
陈毅感到中国革命的航船已经偏离正确航道，前头密布急流险滩，而个人的力量实在渺小，难以纠正航向的偏差。
但是，作为一个早把个人生死置之度外的共产党员，他要坚守自己的领导岗位，要尽最大努力保持外事口的稳定。
在一次外交部全体工作人员出席的大会上，他不怕压，不信邪，旗帜鲜明地表明了自己的政治态度：“只要中央一天不撤我的外交部长的职务，我就要顽强地表现自己，并企图影响这个运动!”
陈毅果然说到做到，不管多大的压力他都不改初衷。
外事口许多单位批斗工作组，陈毅总是挺身而出，主动为工作组承担责任，好让他们下台。
对外文委的造反派要批判他们那里的工作组，陈毅闻讯后赶紧前去解围。
当他来到批斗会场，一看到那些造反派给工作组成员挂牌子、戴高帽子的过火行为，就禁不住登台仗义执言：“派工作组的错误是当时局面造成的。我是支持工作 组的。……张彦有错误，应该进行批判。但我们无权把他整死——要帮他改正错误!”台下有人高声指责：“陈老总你包庇工作组!你又在和稀泥!”
陈毅没有被这样的指责吓倒，立即针锋相对地作了回答：“哦，你说对了!我硬是要和稀泥嘞!人民内部不和稀泥怎么行嘛!把少数派压下去，我不赞成!把多数派压下去，我也不赞成!把工作组整死，我更不赞成!”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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