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院109厂的职工写了“红心已结胜利果，碧血再开革命花，倘若魔怪喷毒火，自有擒妖打鬼人。”这首诗后来登在《人民日报》编写的有关天安门事件的《情况汇编清样》上。可是，姚文元对这首诗做了完全歪曲的解释：“所谓‘再开革命花’，就是要推翻社会主义革命和‘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结果，这个厂的领导被戴上“走资派”的帽子，30多人被隔离审查，3人被逮捕。
《人民日报》记者还从天安门广场抄了一份传单，其中有这样几句话：“在周总理患病期间，由邓小平同志主持中央工作，斗争取得了决定性胜利。邓小平同志重新主持中央工作，全国人民大快人心。”结果，姚文元断章取义，把邓小平污蔑为“匈牙利反革命事件的头子纳吉。”
与此同时，姚文元再一次打电话给《人民日报》负责人，明确地说：天安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的活动，是“反革命性质。”他还指示《人民日报》：“一要抓紧批邓，二要打击反革命。”报社内部应“继续讨论这种活动的性质，认清性质。”
4月4日晚，华国锋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天安门广场发生的事情。叶剑英、李先念没有参加。会议认为，天安门广场上的悼念活动是“反革命搞的事件”，是“反革命煽动群众借此反对主席、反对中央，干扰、破坏斗争的大方向。”江青在会上扬言要清理广场上的花圈，逮捕“反革命”。
第二天凌晨，天安门广场上的花圈、诗词一夜之间全都不见了，人民英雄纪念碑周围布置了三道封锁线。群众同民兵、警察和军队发生了激烈冲突，双方都有人负伤。下午6时30分，北京市委书记吴德发表广播讲话。他说：“极少数别有用心的坏人利用清明节，蓄意制造政治事件，把矛头直接指向毛主席，指向党中央，妄图扭转批判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的修正主义路线，‘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大方向。我们要认清这一政治事件的反动性，戳穿他们的阴谋诡计，提高革命警惕，不要上当。”他还说，天安门广场“有坏人进行破坏捣乱，进行反革命破坏活动”，要求“革命群众应立即离开广场。”这天，王洪文亲自跑到天安门广场坐镇指挥，要警察“跟着最坏的，离开天安门再抓。”在吴德讲话三个小时之后，一万多名民兵和警察手持棍棒封锁天安门广场，殴打群众，并逮捕了30多人。
就在这天深夜，姚文元给《人民日报》负责人打电话，要求把那篇已经写好的《牢牢掌握斗争大方向》的社论在第二天登出来，而且还要放在“一版头条加框”。姚文元要这位负责人转告新华社，在当天就播发，“全国明日都发出，电台明晨6时半广播。”他还叮嘱这位负责人：“这篇社论对反革命是狠狠的打击”，“今天晚上你要把发表社论这件事办好，这是我交给你的政治任务。”
4月6日一大早，中央政治局的部分委员听取了北京市委的汇报，认为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暴乱性质”，要求“尽快通报全国”，并指示公安部门“揪出司令部”。
据毛泽东的机要秘书张玉凤回忆，这几天，毛远新经常到毛泽东那里汇报情况。他说，政治局的同志连夜开会，认为天安门前发生的事件不是孤立的，是一次匈牙利事件在中国的重演，还说了“邓纳吉”这类词。政治局决定将天安门前所有的花圈烧掉，还通过了吴德同志的那篇讲话稿。“这一时期的决定都是政治局议定后报告主席的。主席也无力细问，只能点头，表示知道了。”4月6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之后，毛远新将会议报告送给了毛泽东。毛泽东在报告上批示，同意政治局的处理意见。
在此期间，《人民日报》通讯员和记者写了一篇《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政治事件》的报道。姚文元指示《人民日报》负责人，“要鲜明地点出邓小平。” 这篇报道详细地叙述了4月5日天安门广场发生的情况，歪曲事实真相，认为这个事件是“一小撮阶级敌人打着清明节悼念周总理的幌子，有预谋、有计划、有组织地制造的反革命政治事件。”
张春桥、姚文元和《人民日报》的那位负责人，把“欲悲闻鬼叫”这首诗同另外一首诗拼凑在一起，经过删改后塞进这篇报道里，以此为依据，说明“反革命分子是怎样以极其腐朽没落的反动语言，含沙射影地、恶毒地攻击污蔑伟大领袖毛主席、党中央的领导同志。”
4月7日上午，毛泽东在听取毛远新的汇报后肯定了中央政治局对天安门事件所采取的措施。他还提议中央政治局作出两项决议：（一）华国锋担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二）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他主张公开发表这两项决议和有关天安门事件的报道。
在下午举行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江青一伙咬定邓小平是天安门事件的总后台，无中生有地说邓小平坐着车子到广场指挥，提出要把邓小平抓起来。汪东兴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当即指示，不能让人冲击邓小平。
当晚，广播电台播发了中共中央的两个决议、《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政治事件》的报道和吴德的广播讲话。第二天，《人民日报》等各主要报刊发表了这两个决议和报道。
谁知，消息发布后，群众仍在继续举行抗议。有人贴出“邓副主席是我们的贴心人”、“打倒江青、姚文元、张春桥”的标语。还有人打电话、写信给《人民日报》社，对歪曲“天安门事件”真相的报道表示强烈不满。其中有一封信这样写道：“令人震惊！党报堕落了！你们演的这场‘国会纵火案’实在不高明”。
“天安门事件”又称为“四五运动”，实际上也是一次思想解放运动，它唤起了民族的觉醒。持续10年的“文化大革命”，给中国造成了深重灾难，引起了人们的怨怒。人们本来把恢复社会秩序和执行正确方针的希望寄托在周恩来、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身上，而他们又受到不公正的对待，这就更加激起人民群众对“四人帮”的憎恨，天安门事件就是这种爱恨的集中爆发。这一运动，实质上又是拥护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表现了人心向背。11年后，邓小平在同外国朋友谈起这件事时还说，1976年的“四五运动”，人民怀念周总理，支持我的也不少。这证明，1974年到1975年的改革是很得人心的，反映了人民的愿望。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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