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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秘的“超生罚款”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 姚冬琴|北京报道
计划生育工作被称为“天下第一难事”，伴随而来的“超生罚款”或许也是天下数一数二难算的账。
近日，体育明星田亮在香港生二胎一事，引发舆论关注。同时有媒体爆出，全国每年“超生罚款”金额可能超200亿元，而且去向成谜。
所谓“超生罚款”，是对违反计划生育政策人群征收的一笔款项。在1980年代初期叫超生罚款，1994年改为“计划外生育费”。2000年，中共中央、国务院联合发文统一为“社会抚养费”。2001年《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将“社会抚养费”明确规定下来。
国务院出台的《社会抚养费征收管理办法》规定：社会抚养费的征收，由县级计生部门作出书面征收决定；县级计生部门可以委托乡（镇）人民政府或者街道办事处作出书面征收决定。
多年来，全国每年处罚超生人数有多少？征收社会抚养费金额有多大？《中国经济周刊》就此咨询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下称“国家计生委”），得到的答复是：“国家规定，社会抚养费及滞纳金全部上缴国库，按照国务院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6738元的9倍――24.06万元征收。之后，杨支柱向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一审、二审均维持海淀区计生委的决定。
“今年2月，法院通过银行冻结了我的账户，4月24日把钱划走了。”杨支柱告诉《中国经济周刊》，法官告诉他，已经可以给小女儿上户口了，但他至今没有办理，“因为心里还是觉得不舒服。”作为一个对计划生育政策持批判态度的学者，杨支柱不仅觉得海淀区对他按“几乎顶格的9倍”来征收有失公平，而且认为征收社会抚养费本身就不合适。
根据《北京市社会抚养费征收管理办法》，对违反规定生育第二个子女的夫妻或者非婚生育子女的公民，按照城镇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年人均纯收入的3至10倍征收。各区县对此又有征收细则。比如，记者查阅北京市有关区县的社会抚养费征收细则了解到，海淀区对此一般按照基数的7~9倍征收。按照3~4倍或5~6倍征收，必须符合无业、低保、严重残疾等相应条件。东城区一般按照基数的6至10倍来征收，按照3至5倍征收的，也必须符合低保、当事人一方死亡等条件，并且提供相应证明材料。
事实上，这种“弹性”的征收制度并不只是北京在实行。国务院《社会抚养费征收管理办法》就给予了各地“自由裁量权”：“社会抚养费的具体征收标准由省、自治区、直辖市规定。”
“全国各地区，生育政策本身就不一样，要统一很难，各地经济发展水平也不平衡，而当时，立法比较急迫，综合多种因素考虑，国务院作出‘授权’的决定。”深入参与《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立法工作的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湛中乐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记者在公开信息中查找到的单笔社会抚养费最高金额为 109.58 万元。
目前全国在对超生一个子女者征收社会抚养费方面，大致可分为四类标准：一是在征收基数确定的情况下，按固定的倍数征收，如江西3.5倍，上海、河南、湖北均为3倍；二是设置一定的倍数区间，如北京3~10倍、新疆1~8倍；三是固定数额区间，如黑龙江城镇居民3~6 万、农村居民1~3 万；四是设置下限，只规定征收额的最低倍数或金额，如河北不低于2.5倍、山西不低于7000元等。
“北京、上海这样的城市，财政监督要严格一些。全国各地经济发展不平衡，有的地方在征收时就表现出很大的随意性，出现执法不规范和‘权力寻租’。”江苏徐州某区县计生局工作人员刘先生说，征收社会抚养费，有的是县级计生部门征收，有的是委托乡（镇）街道代征，不同的机关把握不统一，“弹性” 较大，甚至随意增减征收数额，存在“关系案”、“人情案”。
“生孩子前跟村里的计生干部搞好关系，等到孩子生了，再送点礼，罚款数额就‘好商量’。没有二胎指标的生二胎要交一万元，有熟人的或者钉子户只交7000。”河南省新乡市一位基层计生人员也告诉记者，“甚至，计生干部会盯着村里只有一个孩子或者没有男孩的家庭，适时提醒他，该生就生吧，趁我还在任上，到时候给你‘便宜’点。”
越穷、越富，越难征收
据统计，全国无户籍人员大约有1300万人，大部分是因超生未上户口的人员。有人据此推算，即使按保守水平人均1万元计算，应当依法征收的社会抚养费总数就高达1300亿元。
但实际征收率恐怕要打个问号。全国政协常委、农工民主党中央副主席陈勋儒曾在云南做了一番调查，自2002年到2007年底，云南全省应征社会抚养费人数33.56万人，实际征收26.66万人，占79%；应征社会抚养费5.62亿元，实际征收仅1.68亿元，仅占30%。
通过上述数据，我们似乎可以理解为，应当交高额社会抚养费的那部分人，没有交或者少交了。
湖南省计生委的《湖南省生育多孩家庭调查报告》更能说明问题。调查对象中，资产在1000万元以上的9人中，有55.56%的对象征收到位率为0；资产在1万元以下的287人中，有38.68%的对象征收到位率为0。
越富的人和越穷的人，越难征收？
甘肃省兰州市的小王告诉《中国经济周刊》，去年春天自己老婆在医院生孩子时，同一个产房内还有一位在兰州做生意的温州商人的老婆。这名温州商人已经有了四个女儿，大女儿上小学一年级，老婆当时要生的是第五个孩子；让小王夫妇惊讶的是，这名温州商人的前四个女儿竟然全是黑户，“温州商人说，他就要生个男孩，一次罚款也是交，十次罚款也是交，就等生了男孩后一次性交清吧，省得麻烦。”小王说。
2007年，农工民主党湖南省委前副主委戴君惕在湖南省两会期间提交议案，建议修改《湖南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就是针对富人、名人超生问题的。”戴君惕当时对媒体透露，“湖南每年超生5万多人，其中富人、名人、官员就占近2000例。”他还建议借鉴个人所得税法对社会抚养费的征收实行超额累进制，资产越多，征收率越高。
事实上，湖南省计生委另有一份调查显示，资产1000万元以上人群社会抚养费应征金额仅占其私有资产的0.63%，而资产1万元至10万元的，应征金额占其私有资产的51.35%。
2007年，湖南省修改了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将违法多生育一个子女的，社会抚养费征收数额由原先“年实际收入的2倍”改为“上年度总收入的2倍至6倍”。此外，湖南还启动了一个包含工商、纳税、还贷等信息的社会信用系统，以加大对富人、名人等的监督。
“这个事情，关键国家计生委要有个态度。我们也出台了文件，采取了一些措施，我们在基层，只能是尽量把自己的事情做好。”湖南省计生委主任李万郴对《中国经济周刊》说。
北京市也较早提出加大对名人、富人超生的处罚力度。2008年北京市两会上，时任北京市计生委主任的邓行舟曾表示，将出台地方标准，准备对富人超生征收社会抚养费时与普通超生户有所区别。但据记者了解，在实践中，富人、名人高倍征收，一直没有执行，目前还是按上一年人均收入为基数来执行。因为，富人、名人的群体界定仍有困难，而计生部门并不是可以对收入、资产等进行排查的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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