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龙“逼婚”
1945年9月，七分校校部迁离延安，转移到晋绥根据地的内蒙古丰镇。我和朱琦都到了一二零师司令部，他当通讯科科长，我是文书科参谋。
后来贺龙天天动员谈话，他是晋绥军区司令员，这是交给他的任务啊。贺龙和甘泗淇将军的夫人李真没事吃了饭就说，小赵出去遛遛吧，遛遛就问我想好了没有。
有一次，贺龙跟我谈话说：“咱们快进张家口了，小赵，你们两个的事定下来，定下来我们就进张家口了，不结也得结，结也得结。同意不同意？什么时候结？”他说：“我是司令员，我说了算，我签字，说结婚你们就算结婚了。”他拍着桌子说：“怎么还没同意，还等什么？今天不同意也得同意，朱琦哪不比你好？马上结婚！”
说完，贺龙就写了一张条子：“批准朱琦同志与赵力平同志结婚。”边写边说：“这是你同意的，可别说我逼你的，我没逼你。”
条子写好后，交给了政治部，算是我和朱琦的结婚证书。
1946年3月23日，我们在丰镇结婚。晋绥军区司令部的人都来参加了，摆了五六桌，差不多三十多个人。贺龙主持的婚礼。他叼着烟斗眯缝着眼睛说：“我的任务完成了。”
进了张家口，我们照了结婚照，朱琦给他爸爸一张，我送给舅舅一张。解放后，我去找婆婆肖菊芳家的人，发现都没有人了，肖妈妈的亲弟兄、孙子辈都没有了。
大约一年后，1948年8月，我才第一次见到爹爹和康妈妈。西柏坡首长住得也挺简单，都是窄窄的小窗户那种房子。
见面时，爹爹穿着一件褪了色的旧军装，待人和蔼，慈祥的脸上总泛着笑容，言谈举止间一点架子也没有。我心里一下踏实了，拘束感也消除了。
康妈妈还笑着说:“你们早点要个孩子吧，爹爹喜欢孩子。”我和朱琦的第一个孩子，出生三天就早夭了，由于怕引起他们伤心，我们没有告诉两位老人。
不久，铁道部需要人，朱琦去了石家庄铁路局当工人。因为爹爹说要从头学，已经是团级干部的朱琦先当练习生，后来又当火车司炉，三年后当副司机，又由副司机转为司机，学会了开火车。
孩子们被送进中南海
1949年天津解放，我参与接管了伪中央银行。中国人民银行天津分行随后成立，我担任组织科科长。1957年，干部支援文教系统，我被调到了天津市中心妇产医院做副院长，一直做了17年。
那时候让你上哪，你从来不会说我不愿去，让你去你就去。所以我在天津呆了将近50年没动过工作，也不敢要求调动。我想调也不敢说。我爱人在北京，我在天津，这么来回跑，又辛苦。我星期六晚上十点了回北京家里，休一天，星期天晚上就得返回天津。他在铁路，我坐火车不要钱，就这点方便。有时候星期天晚上回来，有时候星期一早上六点坐火车回来。
后来，朱琦调往天津铁路局。上世纪50年代初，中央在北戴河建立避暑区。在北京与北戴河间的往返中，火车常常会在朱琦工作的天津铁路局换车头。
一次，朱琦从北戴河开车回到天津，他还未离开机车，就接到通知：“朱琦同志，首长请你立即到车厢里去一趟。”因为乘车首长的身份是保密的，朱琦也不知这位首长是何人，来不及收拾，就匆匆赶到会客室。
因为那时开的是蒸汽机车，烧的是煤，朱琦手上、脸上和身上都是黑的，雪白的沙发套都被他坐黑了。这时会客室的门开了，爹爹走了进来。朱琦这才知道，他今天拉的首长原来是爹爹。
从司炉干起，朱琦一直到“文革”前夕，才当上北京铁路局车辆处的处长。
1950年，我又怀孕了。孩子降生之际，正好是抗美援朝的第三次战役结束，攻占了汉城。于是，爹爹给孙子起名“援朝”。爹爹和康妈妈一再要帮我们带孩子。我只好把10个月的援朝，送到了北京。
一年后，我们的第二个孩子又出生了。此时，双方已开始在三八线附近的开城为停战而谈判，虽然常常是谈谈打打，但和平前景可瞻，因而爹爹为他取名“和平”。
和平刚8个月，就被送进了中南海。因为两个孩子都在北京，我们的周末和假期，便大多要到北京度过。
爹爹一直没有忘记家乡的兄弟，他参加革命早早离家，养家糊口的担子全落在兄弟们身上，家境困难。爹爹决定尽自己所能，替每个兄弟家供养一个孩子来北京读书。
如此一来，孙子、外孙、侄孙们聚在一起，有十五六人了。再加上爹爹和康妈妈老两口，将近20人。全家聚在中南海西小灶饭厅一起吃饭，就得挤满两大桌。
当年，在中央最高领导层中，有三家生活比较困难，就是爹爹家、刘少奇家和陈云家，原因都是家庭成员多，需要接济的亲戚多。中央办公厅曾设法给予补助，但是爹爹从来没有去领过。
当时只有毛主席和朱总司令是一级工资，但根据毛主席的建议，他们拿的都是四级工资，也就是400多元。
在那个时候，任何一层的领导人，除了死工资外，就没有其他经济来源了。和党政干部相比，军队干部的薪金更高，元帅的工资和各种津贴加在一起约有700元。爹爹完全可以拿元帅的工资。但他以已经不在军队中担任什么实际职务为辞，坚决不拿元帅的工资。
朱琦病逝
朱琦在“文革”中受到了很大的牵连。当时造反派不敢对爹爹太放肆，他们整不着爹爹，就拿朱琦撒气，批斗、抄家便成了他们的家常便饭。
1969年6月，朱琦被送到山西榆次“五七干校”学习。当年年底，他从山西回来后，又被下放到天津附近一个叫汉沟的小车站改造，在那儿当仓库保管员，一直干到1972年，才给重新安排了工作。
恢复工作后，由于劳累，也由于“文革”这几年的折磨，朱琦患了心脏病，在家休养。
1974 年6月的一个周一，我和往常一样上班去了，朱琦和单位一位老同志在家聊天，突然感到不舒服。等我赶回家，他已经走了，没有留下一句话。孩子们都不在家，他们都当兵去了，我一个人在家。朱琦走时，只有50多岁。
怕爹爹经受不住这个噩耗，只说“朱琦突然犯病了，在医院抢救”。6月20日，朱琦去世后的第10天，我们回北京去见爹爹，康妈妈才告诉爹爹。
那天，爹爹显得很虚弱。看到爹爹拄着拐杖步履艰难地来到客厅，我忍不住就哭出了声。爹爹看着我，喉结动了几下，好像要说什么，但一时没有说出声。这时，坐在我旁边的康妈妈，轻轻地拍了拍我，示意别再哭了。爹爹说:“你们开始不告诉我，这不对，我就这么一个儿子，这么年轻就走了。他上过中央党校，受过高等教育，走得这么早，太可惜了。”
最小的儿子被执行死刑
我1988年12月底正式办理离休手续。我一个人在天津，身边没有一个子女。我打了个报告，1996年才调到北京。
1983年“严打”期间，天津一天内处决了82人，国华就在里面。国华1957年出生，出事时才25岁。他不是什么天津人民银行的行长，刚毕业的大学生，在天津铁路系统工作。与国华一起被枪毙的还有天津警备区政委的子女。
国华不爱说，不怎么出去，他喜欢画图，制作写字台、单人床，像个“小木匠”。家里也不像人传的那样，地上有地毯，桌上有电视机，都没买。
当时的形势是“严打快打”。当时有人说把责任都推到国华身上，朱国华有他爷爷朱德，肯定不会难为他，国华被推到最前面，结果其余人被放，最年轻的国华被枪毙。
这个事情在社会上传得沸沸扬扬。有很多不实的传言，比如说：“邓小平找康克清谈话了，做她的思想工作。”“康克清很气愤，说‘这是在朱老总头上动刀子！’”“康克清去天津了解情况，想给孙子减刑。”“朱家的子孙都不是康克清亲生的。她没有感情。”
其实，康妈妈从未介入此事，也没有任何领导人找她谈过话。有人说，康妈妈在饭桌上对着孙子们发火：“你们出了问题，不是个人的事，是在折腾你爷爷！爷爷有话在先，你们如果不争气，做了违法的事，要我登报声明，与你们断绝关系！”这话我也是没听过。
有人说朱国华并没有死。但我并没有见过，没见过也不会相信。别人说，时候不到，时候到了会团圆的。我已经听到不止一人说朱国华未死。30年已去，死不死无所谓了。 ★
（作者系口述历史学人，著有《失落的巅峰：六位中共前主要负责人亲属口述历史》）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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