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景贤恍然大悟：张春桥要的是女秘书，为的是“做个伴”！
文静，已成为张春桥的累赘：每一回“炮打”，文静的历史问题都成了攻击张春桥的炮弹。
张春桥几次打算提出与文静离婚。可是，细细一想，又打消了离婚的念头。因为张春桥已是“大人物”了，一旦“休”了糟糠之妻，又会成为“炮打”的“炮弹”……唉，真叫张春桥左右为难。
为了保全自己的地位，张春桥独自住在北京。即便回到上海，也不回家，不与文静见面。他不再给文静去信，去电话，一切信息通过儿女“中转”。
这样若即若离的夫妻关系，不时折磨着张春桥的心。他口中念叨道：“赤条条，来去无牵挂。……”无奈，他的心也是肉长的。
在庆祝《“五・一六”》通知发表十周年――亦即“文革”十周年的那些日子里，五十九岁的张春桥常常感叹不已：十年前，他节节上升，欢天喜地；眼下，总理梦一次又一次化为幻影，已预感到末日的来临。
风雨飘摇之际，独居钓鱼台。偌大的房间，反而使张春桥觉得空虚、寂静。这时，他强烈地产生了一个念头：需要一个伴！
“徐老三”明白了张春桥的意图之后，便悄然在上海张罗起来。自然，张春桥的这个“伴”，必须政治历史干净，不可再有任何把柄落到别人手中。此外，还要年轻、漂亮、有文化、有政治头脑，而且女方要愿意做这个“伴”。
徐景贤毕竟头脑灵活，派人在上海医学院物色对象，借口是给“中央首长”挑选一名贴身护士。
“对象”总算找到了。照片、档案送往北京，张春桥也满意了。
就在这个护士打算动身去北京的前几天，任凭徐景贤一次次给张春桥挂电话，一直没有人接电话。
后来，1978年7月24日，徐景贤在证词中这样说：
过了几天，就是9月28日，张春桥派萧木到上海，向市委直接传话，这是从来没有过的。我认为这是张春桥听了我9月21日的当面汇报后，经过进一步思考，给我们作出的交底的指令。
张春桥给我们指出：有人要搞“四人帮”，要搞上海，这样的时候，大考验就到来了。
张春桥在这里向我们发出了要打仗的动员令。萧木从北京到上海，一下飞机就直接从机场赶到康平路市委常委学习室。把在家的六名市委常委全找来，详细传达了张春桥9月27日晚同他的谈话。当时，我把张春桥的这些指令在笔记本上作了记录。到了75年10月8日，当我得知“四人帮”被粉碎的消息时，我就认为张春桥的预言应验了，大考验的时刻到来了。
我们根据张春桥9月27日关于要打仗的指令，在上海策划了反革命武装叛乱……（注：青野、方雷：《邓小平在1976》下卷，春风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第212页。）
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发出通知，1976年10月6日晚八时，说是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政治局会议。
当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先后步入怀仁堂，等待着他们的是荷枪实弹的解放军战士。
坐镇现场指挥的，是叶剑英、华国锋和汪东兴。
江青在中南海就擒时，狂喊乱叫了一番，提出了一连串的“抗议”。
毛泽东去世之后，张春桥对形势分析了一番，托萧木向上海传话：“毛主席去世了，要有像毛主席那样有威望的领袖是不可能了……现在比列宁去世时好，那时斯大林威信不高，托洛茨基做过红军总司令，威望比斯大林高……”
张春桥的话，需要“翻译”方能明白：他，自比斯大林，而把华国锋比做托洛茨基。他以为自己的威信比华国锋要高，因此取华国锋而代之仍大有希望。
张春桥仍把上海视为“基地”。在徐景贤的笔记本上，亲笔记下了1976年9月28日张春桥派萧木传达的口信：
阶级斗争形势要经常研究，一方面要提高警惕，一方面要提高信心。马克思主义刚出来时，中国这么一个大国还没有人知道。后来到了列宁，中国懂得马列的也很少。现在毛泽东思想在中国在世界传播了，比起那时候来懂得的人不知道有多少，所以要建立信心。当然要看到曲折，看到资产阶级还有力量，问题是谁挂帅。
上海的工作，转告上海不要急，不要多出头，许多事让外地去搞，我们要把工作做得扎实一些。上海不搞，别人还会拿出几条来讲你。老实说，上海还没有真正经受过严重考验，林彪、邓小平要搞上海，都没有搞成，林彪搞成的话，上海有大考验，要打仗。
张春桥的这段话，同样需要“翻译”。他警告徐景贤，上海正面临着“大考验”，“要打仗”。
在10月初，在张春桥亲笔写下的提纲中，有着这样的句子：“革命与专政。怎样革、怎样巩固政权。杀人。”
上海在准备着“打仗”、“杀人”。
箭在弦，弹上膛，剑出鞘。
风闻，10月7、8、9日，北京将有“特大喜讯”。王洪文一口气拍了一百多张照片，以供登台时用。上海的红纸头被抢购一空，准备庆贺“大喜之日”。
毛泽东在病重之际，曾说过：“看来只有在腥风血雨之中交班了，我死了以后会怎么样，只有上帝才能知道。”
已经蒙受十年浩劫的中国人民，怎么还受得了新的一场“腥风血雨”？
10月6日晚，不费一弹、不开一枪，“狄克”和他的伙伴，“和平”地进入了监牢。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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