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周恩来曾与张若名未为人知的一段恋情(图)

　　核心提示：英籍华人女作家韩素音在她的《周恩来和他的世纪》一书中说，“当时他似乎爱上了另外一位姑娘，她的名字一直被小心翼翼地保密”。周恩来爱上的“另外一位姑娘”，指的就是张若名。

　　本文摘自《南京日报》2010年2月22日第A9版，作者：钟燕，原题：周恩来未为人知的一段情缘

　　张若名是五四运动的一名先驱者，也是周恩来的早期战友。他们循着“战友―女友―挚友”这一轨迹走完了各自的人生。

　　战友情

　　周恩来在南开大学读书时，张若名正在天津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读书，她与邓文淑（即邓颖超）同为该校第十级学员。

　　“五四”开始后，张若名与周恩来等共同发起组织了天津进步青年革命团体――觉悟社，使天津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有了领导核心。

　　1920年1月，天津反动军警逮捕请愿代表后，周恩来、张若名等开会紧急动员，决定发动更大规模的请愿示威，营救被捕代表。周恩来、张若名、郭隆真和于方舟4人被学生们公推为代表。

　　游行队伍在周恩来的指挥下，一路高呼爱国口号。当他们来到直隶省署门前时，省署大门紧闭，不见动静。周恩来、张若名等4位代表从门下的缝隙钻进省府，找当局说理，游行队伍继续在外边喊口号声援。没想到周恩来他们一钻进大门，就遭遇埋伏，大批反动军警一拥而上，将他们逮捕。经斗争，半年后，他们才重获自由。

　　出狱后的周恩来、张若名等经过思考，认为通过和平手段救国已经不可能。他们决定西旅欧洲，寻求救国真理。当年11月，周恩来、张若名、郭隆真等一起，从上海乘坐法国波尔多斯号邮轮前往欧洲勤工俭学。

　　在法国，周恩来、赵世炎等在巴黎发起组织了中国少年共产党，张若名是“少共”的第一批成员。当时他们学习马克思主义是采取互教互学的方法。张若名聪颖好学，法文学得也比其他人好，常常担任主讲。

　　共同的理想，造就了周恩来、张若名之间深厚的战友情。

　　女友情

　　英籍华人女作家韩素音在她的《周恩来和他的世纪》一书中说，“当时他似乎爱上了另外一位姑娘，她的名字一直被小心翼翼地保密”。周恩来爱上的“另外一位姑娘”，指的就是张若名。

　　周恩来在天津投身“五四”爱国运动时，邓颖超只有15岁，还没到谈情说爱的年龄，而且觉悟社主张独身。但张若名已经是个19岁的大姑娘了，她只比周恩来小两岁。

　　据周恩来的侄女周秉德回忆，“七妈”（指邓颖超）曾对她说，“当时和我们在一起的张若名，和你伯伯接触比较多。如果你伯伯不坚持独身主义的话，和她结合可能是最合适的了。”后来周恩来与张若名在爱情道路上分手，转而写信向邓颖超求爱时，邓颖超还十分诧异地写信问他：“若名姐呢?”可见，周恩来与张若名当时的恋情已是他们同学和朋友圈子内的公开秘密。

　　一次，周恩来对周秉德回忆说：“在我和你七妈结婚之前，我在巴黎曾经有过一个女朋友。”一旁的邓颖超也笑着说：“‘五四’运动那会儿，我才15 岁，根本没有考虑过谈恋爱的事。后来去法国勤工俭学时，他与觉悟社的郭隆真和张若名同行，那时觉悟社的同志们都说，如果今后周恩来放弃独身主义要结婚的话，他和张若名真是天造地设的一对。”

　　周恩来接着对周秉德说：“在巴黎，我们先后加入了中国少年共产党。但后来，因为出身问题，她在党内受到审查，又因为参加政治社会活动，遭到法国警察的几次跟踪和盘问。她自己感到十分委屈和不满，经过一段时间的思想斗争后，她最后决定脱离政治活动，退出党组织，专心读书，以期学成后回国效力。然而，我认定的是马克思主义，誓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奋斗终生，要准备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我的终身伴侣，也理所当然是志同道合的，经得起革命艰难险阻考验的战友。这一点，你七妈是当之无愧的。于是，我主动与张若名说清楚，转向你七妈频繁通信，还求婚。”

　　史料记载，张若名出生在河北清苑县一个地主兼官僚的家庭。她在天津投身“五四”运动后，一直勇敢地冲在运动的最前沿。因此，她不但被反动当局抓进监狱，还被反对其“抛头露面”的父亲，登报宣布与她脱离父女关系，不再向她提供生活学习费用。

　　张若名是在“背叛”封建家庭的情况下，去欧洲勤工俭学的。在这样的背景下，她还不断遭到党内关于家庭出身问题的审查，尤其是她和当时旅欧的中共负责人任卓宣意见不合，被任卓宣故意把她暴露给法国当局，这使她非常难过。经思考，她做出了痛苦的选择：退出“少共”，脱离政治，专事学问，以期学成后报效祖国。但此举又不符合周恩来的择偶标准，最终导致他俩分手。

　　挚友情

　　就与张若名分手这件事，周恩来曾对周秉德说：“世界上男人与女人的关系，除了恋人，还有友情，不能当妻子，却能继续成为朋友嘛!就说张若名，我们在天津是一块坐过牢的，我了解她的人品，她自己放弃对革命的追求，但不等于她就一定站在敌人一边，我们还可以是朋友。”

　　1928年，周恩来从上海秘密赴莫斯科出席中共六大。会后返回国内时，为了安全起见，不得不绕道欧洲。周恩来到法国巴黎后去找了张若名。他告诉她，他已经和邓颖超结婚，他代表邓颖超问若名姐好。她告诉他，自己虽离开了革命队伍，但决不出卖朋友和党的秘密，仍然愿意做一个不是共产党员的革命者，并表示决心，要时时以共产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

　　1955年4月8日，周恩来赴印尼参加亚非会议途经昆明。他利用这一机会，到云南大学会见了张若名教授和她的丈夫杨，并一起共进午餐。总理一见张若名就非常感慨地说：“多年不见了。”然后又说：“我代表小超问若名姐好。”当说到张若名1922年入党等事时，周总理明确告诉她说：“你当时参加的只是团的组织，还不是党的组织。”有人据此说，周恩来这样说是为了保护张若名，因为当时极“左”的政治气氛笼罩着全国，退团比退党的政治分量就轻得多了。

　　上个世纪50年代末，张若名为了表示对党的忠诚，把哪怕一闪而过的“私心杂念”也要向党交心，导致她被打成为右派。在巨大心理压力下，张若名终于顶不住而投水自杀了。

　　“文革”结束后，在邓颖超的亲自过问下，张若名得到平反。（摘编自《世纪风采》 钟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