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什么让中国人“不讲逻辑”

　　中西思维的最大区别

　　《南风窗》：我们同意，逻辑思维必须讲究概念的明晰。而中国古代的一些经典文本，好像喜欢玩模糊、神秘。

　　像《道德经》里面“道可道”中的“可道”，有人说是“可说”的意思，而您说是“有规可循”的意思。在您那篇《道的可能解法与合理解法》中，您提出了一个观点，说“中国古人的知识追求与超验问题无关，基本上是以生活问题为界的知识追求，即使是那些关于自然万物普遍原理的想象，比如阴阳五行之类，也是关于生活知识的艺术注释，决非‘科学’探究”。

　　我不知道，这是否可以理解为这样几个问题：中国古人其实不喜欢在生活之外玩神秘;中国古人对关于世界本质的知识论追求没有兴趣—因为这样，因此也不太讲究西方人玩的那些逻辑?

　　赵汀阳：古代中国思想通常不思考超越的存在，注意力主要集中在人类生活问题上，伦理、政治、战争、和平之类。不过西方思想也同样关心这些问题。如果说中国和西方思想有哪个最大区别，我愿意说，西方思想寻找永恒的、绝对的、不变的、完美的、完备的、终极的概念，西方的两大根基思想，希腊和基督教，都追求永恒的“完美概念”，就是好到不可能更好的概念，上帝、完美的人、完美的事物、绝对无私的牺牲(耶稣)、绝对纯洁的母亲(圣母)、千年不坏的城堡、绝对无瑕的钻石、无敌超人，如此等等。

　　完美意味着永恒、超历史、无变化，而逻辑最适合谈论此种概念;古代中国的思想意图在于理解永远流变的、不确定的、不可完成的存在状态。易经、老子和孔子，都不假设完美概念，而重视永远在途中的“存在状态”。

　　《南风窗》：如何理解中西两种思路在“是否追求完美”上不同，但并不暗示就有高下之分?

　　赵汀阳：举个例子，里程碑式的哥德尔定理挫败了数学的完备性和一致性梦想(数学最能代表完美概念)，曾经让数学家们担心真理永远失去了。但是，假如古代中国数学家或哲学家听说了哥德尔定理，一定不会感到烦恼，而会相见恨晚，以老子的观念看，不完备或不一致就是一切存在的真相。事实上，只要一件事实或问题涉及“无穷性”，就必定不完备或不一致。

　　易经想象，阴阳需要动态均衡;在孔子眼中，圣人也有不足之处;在老子看来，存在如水，没有哪一个存在状态是绝对好或好到不可变化的。这种“在路上”的状态没有逻辑既定的必然性，永远分叉，永远有歧途，而歧途也未必不能坏事变好事。这种思想与有没有逻辑能力无关，而是思想问题和意图不同。

　　《南风窗》：您的“天下体系”理论就是试图给当今世界超越冲突不断的“无政府状态”提供一种思路，这一思路恰好和西方式的那些关于“世界和平”的思路有根本差异。

　　赵汀阳：“天下体系”试图解决康德的和平理论所不能解决的全球化问题。在方法论和基本理念上确实有较大的不同，康德等和平理论都是从国际条件去寻找世界和平的可能性，我的方法是反转过来的，是从世界和平理念去反推世界和平所需的必要条件。我相信“天下体系”是最好的和平理论，可以为全球化的世界制度提供理念。

　　比逻辑更重要的是理性

　　《南风窗》：逻辑学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所确定的7门基础学科之一，可见它的重要性。您曾经做过两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哲学日”中国项目的策划，对中国人提高逻辑思维能力有什么样的期待或建议?

　　赵汀阳：前面说到了，人人都有逻辑能力，但逻辑水平可以提高。逻辑学教学应该有助于逻辑知识的普及。不过，拥有逻辑知识并不能保证有效地应用。我见过一些逻辑学博士，惊讶地发现，他们熟知逻辑定式和推导技术，但似乎只在进行抽象符号演算时才显示出思维的逻辑性，而在思考其他问题时却并无优势，甚至有时很不讲逻辑。这个怪事使我意识到，逻辑不仅是一种技术，而且还是一种态度，准确地说就是理性态度。如果缺乏理性态度，多高的逻辑技术都无以致用。

　　因此，与其学会逻辑技术，还不如学会理性态度更重要—毛泽东时代有过“学一点逻辑”的运动，似乎并无明显效果。至于如何才能学到理性态度，我不知道。也许至少需要意识到两点：自己喜欢的观念未必是正确的;正确的观念需要论证或者证据。（记者：石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