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自然灾害:死难者名单上几乎全部是农民(组图)

　　冯希仁对笔者说，有的小孩饿死之后，就扔在墙根底下，家人继续向大队上报人口，以便领取粮食。后来实在饿得没办法，有人就开始吃人肉。他曾亲眼看到 一个妇女在走路途中，不支倒地，死去，其他村民用铁锹在她屁股处铲去一块肉，回家煮了吃。“很香啊，全村都能闻到。村干部还把一个吃死人肉的十多岁孩子给 抓住关起来。”

　　村里的老鼠特别多，死人丢在地上没人埋葬，就被老鼠吃掉了鼻子和耳朵。1960年春节后，冯希仁在肥东县小围子庄附近的一个村落，看到一户人家躺了 几具尸体，天渐渐热了，苍蝇就要出动，他叫村民挖了一个大坑，第二天天一亮，把附近共十几具尚未腐烂的尸体都扔进大坑里埋了。“我们戴着口罩，喷点高粱 酒。也没力气抬，就一路拖着尸体扔进坑里。”

　　这就是大饥荒年代的真实景观。幸存者饿得连抬尸体的力气都没有了。“到处割资本主义尾巴，粮食产量不断下降。1959年就没产多少粮食，1960、1961年饿死人最多。”冯希仁说。

　　造成这种局面的主因，是“人祸”，而非所谓的“天灾”。这一点，连地方志的官方编纂者都不会否认。据《肥东县志》，肥东1958年9月全县掀起大办 钢铁运动，实行人民公社化，普遍办公共食堂，“一平二调”成风。因农民劳动积极性受到挫伤，大多出工不出力，不求劳动效果，有的逃避出工，致使农业产量连 续大幅度下降，1958年和1959两年，粮食总产量比1957年分别减少43.3%和54%。而许多干部，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没有正视形势的严重性， 反而滋长了骄傲情绪，强迫命令、瞎指挥、浮夸等不正之风日益发展。下达任务提出高指标、高要求，并层层加码，限期完成。迫于压力，上报成果时又级级夸大， 报喜不报忧，于是高产卫星纷纷上天，有亩产15500公斤的中稻卫星，24000公斤的山芋卫星，1520公斤的小麦卫星，5500公斤的皮棉卫星等等。 1958年，全县粮食总产仅2.05亿公斤，夸大了一倍多———5亿公斤。虚报产量的结果是高征购，1959年全县只产粮食1.5亿公斤，征购额却高达 0.85亿公斤，去除种子外，农村存有的粮食量平均每人不到50公斤，导致1959年冬和1960年春发生普遍性的饥荒，人口外逃、疾病、死亡和土地荒芜 遂四处蔓延。

　　更让人难以容忍的是，面对大面积死亡现象，官僚们的冷漠态度。冯希仁挂职救灾回来后，腿也有些浮肿，他向安徽第一纺织印染厂党委书记汇报说农村死人太多，都没有人抬，希望兼任市委委员的印染厂一把手赶紧向上汇报。但党委书记警告他：你不要讲。

　　“饿死人”似乎成了国家机密，说出来就要犯错。冯希仁的确不敢对外讲，他知道，位于合肥蚌埠路一家工厂的党委书记曾声称自己家乡肥东县饿死了人，但 组织调查后宣布“没饿死人”，这位“造谣”的书记于是被打成反革命。这种紧张的空气，冯希仁的妻子也有感知：救灾回来的职工都不讲这些事。只有好朋友间才 敢说。

　　尤其令人唏嘘的是，大饥荒死难者名单上几乎全部都是农民。不要说城市里的官僚，即便在生产队任个一官半职，也大抵会因特权而多吃多占，免于饿死。

　　换言之，“大跃进”导致人口大跃退，本是历史的常识，不应引发争议。可讨论的，是非正常死亡的人数。大跃进到底饿死几千万人，历来存有争议。争议的 产生，和官方曾试图掩饰这一阶段的历史有关，相关数据不能统一。以安徽省为例，学者曹树基按省内各县志记载的人口资料汇总后发现，1958-1962年， 该省非正常死亡人口数为633万;杨继绳对《中国人口》安徽分册数据的计算结果，则为226.28万;而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上，在刘少奇的施压下，安 徽上报的死亡人数则为400万。

　　各种统计数字相差的确巨大。而且，在安徽省内，各县市饿死人的比例会有不同。不同省份之间，也有差异。譬如邻近安徽省的江苏省，情况就好一些。冯希 仁的老家江苏泗洪农村，1960年前后虽然也饿死人，但相较安徽则少一些。但在大跃进期间，举国上下饿殍遍地，非正常死亡人数至少在千万以上，应无疑义。 包括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所著《党史》第二卷，也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承认仅1960年一年全国人口就减少1000万。

　　林治波的微博，导致互联网上对大饥荒真相的探讨。各种亲历文本与统计数据，在微博上转评，成为近来最为热门的公共话题之一。5月1日，林治波在微博 上道歉，并表示愿意和大家一起努力防止历史悲剧重演：“我对大跃进那段历史缺乏研究，掌握情况不够。这几天接到网友许多信息，告知当年悲惨的情况，得以了 解更多事实，内心深受震撼!”这样的认错姿态，当然值得嘉许。而想要防止历史悲剧重演，首要是尊重史实，不遮蔽，不歪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