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知青梦》一书中，对知青艰苦劳动的描述倒不一定格外醒目，因为让城市学生去从事农业体力劳动，其不适应可想而知。最叫人触目惊心的，是以落户在生产建设兵团为主的知青所受到的管制和欺凌。这些以前在社会上也有所流传，比如我的家乡就传说有一个公社干部借批准知青回城的权力逼迫两个女知青和他一起洗澡，然而更多事情毕竟不为人所知。在书中，邓贤整页整页地大量引用最可靠的官方文书档案，让那血腥、肮脏、恐怖的一幕幕重见天日。
“(第十八团)排以上干部亲自动手四十八人，被打知青一百一十人，遭受三十几种刑罚，有的被打致残，有的内伤严重，有的精神失常，有的自杀(未死)……”
“辽宁省一九六八年至一九七三年，共发生摧残知青和奸污女知青案件三千四百多起，四川省三千二百九十六起……河北省，仅一九七二年奸污案一百一十九起。”
“云南兵团不完全统计，吊打知青六十九起，仅一师批斗知青七百二十七人，有的知青被吊起来活活打死。”
“云南省知青办揭露：据不完全统计……有一百零三名干部奸污女知青。”
“第十六团五营三连连长陈忠友，有妇之夫，奸污、调戏女知青十一人，女知青上山割胶，听见树叶响都以为是连长来了……”
“四川南充军分区副参谋长袁候新，在地区革委会任生产组长时，以安排知青工作为名，奸污女知青达九十余人。”
“祝江就，浙江省江山县丰足公社党委书记、革委会主任……用各种手段奸污女知青八人，猥亵八人……”
……
在这密密麻麻的罪恶记录里，我还发现一个即使放在今天也堪称离谱的案例：“第十团司令部参谋刀世美(正连级)，有妇之夫，采用欺骗、引诱和胁迫等手段，鸡奸男知青二十余人”!
邓贤还采访了一个当年因犯“男女问题”而受处理的退伍军官黄万全。已53岁的黄万全竟然说：“这种事，不大说得清楚是谁的错……据我所知，干那种事，多数是女方主动，因为他们有求于你：入党，提干，上大学，病退，回城，等等。甚至有的女知青为了批探亲假就跟人睡觉……”他还感慨：“谁叫咱们那时候革命意志薄弱，经不起腐蚀呢?”
为了批一个探亲假之类，就要付出肉体和廉耻的沉重代价!掌权者还始终不认为自己是可耻的罪犯!
如果这只是犯罪者强词夺理的狡辩倒也罢了，我特别不明白的是，邓贤到底出于何种考虑，用了不短的篇幅来“辨证分析”，以这些人在其他方面的“良好表现”来证明这些罪行“远非个人的道德品质或者思想作风等原因所致”，而是“打上了那个时代的深刻烙印”;包括被李先念点名枪毙、恶贯满盈的云南生产建设兵团十八团独立一营教导员蒋小山等人，“如果没有那种权力绝对集中和无法无天的混乱局面，要是我们社会的法制建设再健全一些，对个人权力的监督和约束再强有力一些”，他们也是“好好的同志”!读到这里我几乎要叫出声来——为什么不说他们原本就是坏人，只是未得势的时候其真实思想品质没有表现出来呢?!坏制度下好人会变成坏人，坏人只会变成魔鬼。“老子窝囊了二十年，X他妈!今天轮到老子舒坦舒坦了。”强奸女知青20余人、猥亵侮辱女知青上百人、捆吊毒打男知青70余人(多人致残)的蒋小山的这句心里话，不就是大明大白的自证吗?任何行为当然都有其发生的客观条件，如果据此就可以把滔天罪行都推到“时代”和“体制”上去，那人间还有正邪、善恶和黑白的界限吗?!
震天响的“革命口号”之下，禁欲主义的社会氛围之中，红色潮流席卷的中华大地，人间罪恶一样不少。今天向往那个时代“理想”、“激情”、“廉洁”的年轻一代，看了以上关于知青生活的列述，该做何感想?我要说，尽管今天的社会现实中还有很多令人不满甚至愤怒的方面，但比起那个时代，我们的确进步了很多，改革开放刷新了中国面貌，推动了中国的文明进程。因对现实不满，一些人——而且多是有些年岁的人——开出的药方竟是回到过去，不知是何脑筋。
《中国知青梦》中还记叙了知青生活中大量可怕的事故，有夜间失火把十位平均年龄不到十七岁的女知青烧成一堆焦碳的，有一场台风过后海面浮起数百具保护拦海大堤的知青尸体的，有一次草原失火烧死知青六十九名的，有不懂炮弹知识而去排除哑炮而被炸得粉身碎骨的，有女知青生孩子时庸医醉酒而致母子双亡的，有扛毛竹下山被弹到山涧里摔成一堆“零件”的，有开荒误触蜂窝而被蛰得通体肿胀而死的，有雨夜出门上厕所失踪至今尸骨无寻的……史实历历，不堪回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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