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总理兄弟三人，大弟周恩溥，小弟周恩寿。
从1957年始，周恩溥的后人周荣庆一家一直低调生活在河南焦作。11位后人中，除了一人有正式工作外，其他人靠做些小生意、打工维持生活。周家人从不炫耀身世，如同“隐居”一样，日子过得平淡，甚至寒碜，但他们从来没有任何抱怨，他们在平凡、平静、平常中度过每一天……
总理要求侄子一家到河南生活
周恩来总理没有后代，周恩溥有一个儿子叫周荣庆，周恩寿有6个子女。
1945年初，周恩溥在山东被国民党抓起来，严刑拷打后牺牲了。大弟媳王兰芳和小弟周恩寿，都在战争年代落下严重伤病，不能正常上班。于是，周恩来就让他们提前退休了。这样一来生活就成了问题。于是，周总理就将两人的费用担了起来。
周总理每月从自己400元的工资中，拿出100元给小弟，拿出50元给大弟媳。另外，看病吃药的钱也是根据需要另出。这种资助，一直持续到周恩寿的6个子女参加工作，持续到大弟媳王兰芳去世。当时，周总理专门交代侄子周荣庆：50元钱是给你妈妈的，谁也不要用，你们花钱自己挣。
周家的后代牢记总理的嘱托，住房寒碜、生活清苦等，他们没抱怨过一句，没向组织上伸过一次手。并且，按照总理的要求，侄子周荣庆一家还来到了河南生活。
当时，周荣庆在北京志愿军医院当宣传文化干事。抗美援朝结束后，军医院的人面临转业，国家刚好提倡机关干部下基层劳动锻炼。总理就对侄子说，你们到基层去吧，不要当官，当个工人最好。于是在1957年，周荣庆转业分配至河南一家卫校当宣传文化干事，母亲王兰芳也一同来到了河南。
周荣庆是周恩来7个嫡亲侄辈中的老大。临行时，周总理专门送他一句话：“布衣暖，菜根香，读书滋味长。”鼓励侄子学习劳动人民的优秀品质，学习科学文化知识和劳动技能。到河南不久，周荣庆又调到了焦作市九里山钢铁厂，后服从组织安排，先后到焦作轮胎厂、群英机械厂等单位工作，均是没有任何职务的普通员工。
在焦作九里山钢铁厂，周荣庆结识了晋菊清。晋菊清来自焦作农村，招工到厂里“三八”炼钢炉工作。两人相处了大约半年，1959年1月的一天，几位工友突然把晋菊清拉到一边，神秘地问她知道和谁谈对象吗？晋菊清有点摸不着头脑，说不就是老周吗。工友们说，周荣庆就是周总理的侄子！晋菊清惊呆了，气喘吁吁找周荣庆。当时，周荣庆正提着糨糊桶在厂区贴标语，面对劈头盖脸的发问，周荣庆只好回答说是真的，他是周恩来的侄子。晋菊清非常生气，说为什么不早说，你骗人，俺父母是农民，太不般配，不谈了！晋菊清说完扭头就走。周荣庆连忙追上去解释，说我就是我，大伯是大伯……两人最后来到母亲王兰芳面前。王兰芳耐心地对晋菊清解释：好孩子，咋能因为他伯父是总理就吹哩！我们来焦作时，总理一再交代，自己的路自己走，能干什么就干什么，不要以总理的亲属自居……
晋菊清听着老人的话，再想想周荣庆近半年来，一点儿也看不出他是总理的侄子，就是一个普通人，从不盛气凌人，也不对人发脾气，晋菊清的心动了。1959年5月10日，30岁的周荣庆和20岁的晋菊清喜结连理。
得知侄子周荣庆与一个农家女结婚了，周总理连连称赞说很好，说劳动之家光荣，并立即致信祝贺。邓颖超也随信寄来了一条烙花毛巾被、一对鸳鸯枕头和一条纯毛毯。
总理和后人的暖暖亲情
9年后，已有两儿一女的晋菊清第一次见到了敬爱的周总理和邓颖超妈妈。那是1968年5月1日，婆婆王兰芳对媳妇晋菊清说：我想你七伯、七妈了（注：这是按家族排行的称呼，总理排行老七，周恩溥排行老八，周恩寿排行十一，周荣庆夫妇称总理为七伯，称邓颖超为七妈）。当时，婆媳两人没有买到坐票。在火车上，晋菊清找来一张硬纸板让婆婆坐在车厢接口处，自己则带着3个年幼的孩子站在婆婆身边，熬了一天一夜才到北京。
中南海西花厅，周总理夫妇第一次见到侄媳妇。邓颖超拉住晋菊清的手，说自己也是河南人，咱俩还是老乡哩，还比了比个子看谁高。随后，邓颖超又将自己穿的鞋脱下来，让晋菊清试试大小，晋菊清一穿正合脚，邓颖超笑着说“婆媳俩有缘分”。晋菊清感觉七妈是那么和蔼可亲，但她那时想不到，七妈在暗暗给她量尺寸，准备送她鞋子呢。
大约中午12点，周恩来从办公室走出来，笑容满面地问好，还弯腰轮流抱起三个孩子亲了一遍，并嘱咐晋菊清说，你妈当年为革命流过血，你和荣庆要待她好点儿！
午饭桌上，总理问起了三个孩子的名字。晋菊清说：老大是1960年3月29日出生的，正赶上您访问印度，取名周中印；老二1962年12月20日出生，是女孩，当时婆婆梦见了茉莉花开，取名周小莉；老三1966年出生，您访问越南，就取名周中越。
总理听完哈哈大笑起来，对邓颖超说，这名字起得不太好。邓颖超于是说，给孩子改个名吧，从大到小依次叫周志勇、周志红、周志军。周总理想了想说好，就叫这名吧。从此，周志勇兄弟俩就叫起了邓颖超奶奶给起的名字。“周志红”的名字叫了一段，家人感觉有些不妥，仍照旧叫“小莉”了。
回河南时，周总理夫妇送给晋菊清很多衣服和鞋子，总理还送晋菊清一块手表。
在河南土生土长的周志勇说，总理没有子女，不光视侄辈、侄孙辈如己出，还收养了许多烈士子女，对大家非常亲。周志勇小时候去中南海，呆上十来天，也不一定能见总理一次。而大奶奶（邓颖超）一般都在家，一去就给做丸子，用肉末做成的那种，还有从中南海湖里捞出来的鱼和虾，还有从西花厅前摘下的桃子，都是最好的食物。有一次，大奶奶专门煮了嫩玉米给周志勇吃，但周志勇并不怎么感兴趣，说姥姥家的田里到处都是，邓颖超一笑后才有所悟，原来侄子就生活在种玉米的地方。
让周志勇很遗憾的一件事是：1983年结婚时，他去北京与大奶奶一起照相，没想到一张也没有洗出来，是那种装胶卷相机照的，不知咋回事全曝光了。
后人一直珍藏总理的遗物
1976年和1992年，对于焦作的周家，是两个最为悲伤的年份。
1976年1月8日，一家人正在吃晚饭，邮递员突然送来一封电报，是邓颖超发来的，说总理逝世，在京亲属参加葬礼。在外地的亲属留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不要来北京，这也是总理生前的安排。放下电报，晋菊清哭着要去北京，周荣庆则把着门，满脸泪水，说既然七伯和七妈不让去，咱就得听他们的话。事实上，就在总理逝世前一个多月----1975年农历十一月初七，68岁的王兰芳已经先走了一步。
1988年春，晋菊清从周恩寿家人那里得知，七妈邓颖超病重了。这一次，晋菊清执意一个人去北京看望，病中的邓颖超在昏迷中断断续续和晋菊清说话：好孩子，不许哭，要坚强……晋菊清从北京回到焦作不久，丈夫周荣庆也一病不起。1992年1月15日，丈夫走完他63岁的人生历程。病中，周荣庆最后悔的是：没有和妻子一道去北京看望七妈。
周荣庆逝世不到半年，1992年7月11日，邓颖超与世长辞。晋菊清从广播中听到了噩耗，带着3个孩子去北京送七妈最后一程。在北京，她和其他亲属一起乘军舰把七妈的骨灰撒向海河……
周总理夫妇先后逝世后，作为周总理的至亲，晋菊清一家分到了9件遗物，包括周总理经常佩戴的“为人民服务”胸章，邓颖超用过的体温表和他们的秋衣、秋裤、枕套、枕芯等。这些遗物，晋菊清前些年捐给淮安周恩来故居一部分，唯独那件大衣她一直珍藏着。这是邓颖超在世常穿的由红都服装厂生产的大衣，蓝色，化纤料子。
晋菊清还珍藏着一些老照片，是家人在北京与总理和邓颖超一起拍的，有20多张，夹在一个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常见的老相册里。每当想念总理和邓颖超的时候，晋菊清就把孩子们叫到一起，一张一张细细翻看。晋菊清说，两位老人为革命作过那么大贡献，还一生甘守清贫。作为周家的后代，我们要凭借自己的双手干活吃饭，决不能干出半点让老人家在天之灵不安的事情来。
“十条家规”下的普通生活
周总理曾给亲属们定下“十条家规”，包括晚辈不准丢下工作专程去看望他，只能在出差顺路时去看看。在任何场合下，都不要说出与周恩来的关系，不要炫耀自己等。对此，周家一直牢记并遵守着。
在焦作，周家和许多工人、农民一样过着普通的生活，他们并不是有意宣扬什么，也不是刻意掩盖什么，只是过着自己的本真生活。焦作当地的许多百姓包括当地领导都不知道还有这样一个红色家庭。当然，周家的同事、邻居晓得这种关系，但大家都不去渲染，连周家人都那样低调，外人去渲染有什么意义！
屈指算来，周家人在焦作已有54年，问及周志勇，省市领导可否知道这个红色家庭？周志勇说不晓得，这些年他们家几乎没找过领导。在周志勇印象里，唯一一次找地方领导大概是“文革”时期，是总理秘书的电话打给焦作革委会的。原因是奶奶王兰芳的身体不好，要去北京治病。那时焦作交通不太方便，要坐汽车到新乡，再转火车。那一次奶奶病得很重，坐公共汽车，身体承受不了。周荣庆给总理说了，总理秘书才打了这个电话，让安排一辆小车把王兰芳送到新乡。但总理秘书并没有在电话中说明亲属关系，只是说有个老同志叫王兰芳，在东北打游击时负过伤，在战争年代为革命作出过贡献，要到北京治病，请把她送到新乡坐上火车……
周家从不敢找总理办私事。周荣庆曾经找过一次，没有找总理本人，而是找到曾经给总理当过秘书的七机部的何部长，帮地方买了辆处理的旧红旗车。总理后来知道了，把周荣庆狠狠训斥了一顿。自此，周荣庆和他的家人再也不敢做类似事情了。
还有一次是在上世纪80年代，周志勇的小弟周志军没有工作，想让邓颖超奶奶帮忙找点活干。可是邓颖超奶奶非常严厉地说：我们共产党人是为人民服务的，不是为周家服务的。从此，周家任何一个人，无论什么事都是自己设法解决，再不敢去给老人家添麻烦了。
一家人是那样的低调，他们从不炫耀家世，与普通市民一样，一直过着“隐居”闹市无人知的生活，在平凡、平静、平常中度过了每一天，他们的日子虽然过得平淡，甚至寒碜，但他们从来没有任何抱怨，那一种渗透肌肤的阳光与向上让世人感叹。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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