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榕指出:
那时小平同志正被软禁,完全没有行动自由,根本不可能偷偷出来去会晤叶剑英。邓小平与叶剑英的会晤,是在粉碎“四人帮”以后,1977年春节前后。
由于陈云提到了李先念的重要作用,笔者注意到《李先念文选》第一五七条注释:
1976年10月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毅然粉碎了这个反革命集团(引者注:指“四人帮”)。在这一斗争中,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等起了重要作用。是年9月,毛泽东逝世,江青反革命集团加紧夺取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阴谋活动,许多老同志对此深感忧虑并酝酿解决办法。9月21日,华国锋到李先念住处,商讨解决“四人帮”问题,认为同他们的斗争不可避免,并请李先念代表他去找叶剑英,请叶剑英考虑以什么方式、在什么时间解决为好。9月24日,李先念到叶剑英住处,转达了华国锋的意见,并同他研究此事。
《李先念文选》注释中所说的“9月21日,华国锋到李先念住处”,按照2004年出版的吴德回忆录,则应是9月11日。而李先念到叶剑英处,也不是“9月24日”,应是9月13日。吴德是粉碎“四人帮”的重要当事人,应当说,他的回忆更加准确,而且充满细节:
9月11日,华国锋借口身体不好,要到医院去检查。“四人帮”当时对华国锋的行动是很注意的,是紧紧盯住的。华国锋离开治丧的地方给李先念同志打了电话,说:“我到你那里,只谈五分钟。”李先念说:“你来吧,谈多长时间都可以。”
华国锋到李先念家,他一进门就很紧张地说:“我可能已被跟踪,不能多停留,说几句话就走。现在‘四人帮’问题已到了不解决不行的时候了。如果不抓紧解决,就要亡党、亡国、亡头。请你速找叶帅商量此事。”华国锋说完后即匆匆离去。
李先念受华国锋委托后亲自给叶帅打电话说要去看他,叶剑英在电话中问:“公事、私事?”
李先念说:“公私都有,无事不登三宝殿。”
叶剑英说:“那你就来吧。”
9月13日,李先念到叶帅处转达华的委托。为了避免被“四人帮”发现,李先念同志也采取了跟华国锋相似的办法,他先到香山植物园游览,发现没有异常情况后才去见叶帅。
华国锋同志告诉我,当时叶剑英同志非常谨慎,他没有与李先念同志商量如何解决“四人帮”的问题。华国锋同志还对我说过,他还在11日找了汪东兴同志商量此事,汪东兴表示坚决支持华国锋解决“四人帮”问题的意见。
华国锋告诉我,叶剑英同志为了商议解决“四人帮”的问题,曾两次到他的家里。
从以上种种对于当事人的采访以及权威性的《陈云文选》、《李先念文选》中的文章,大致上使云遮雾障的“中国的十月革命”变得透明起来。
据云,李先念在1976年9月13日“参观”北京西山植物园时,“顺道”去了西山十五号楼,看望叶剑英。叶剑英连忙打开了收音机──富有地下工作经验的叶剑英,担心有人窃听。在响亮的收音机广播声中,叶剑英和李先念进行低声密谈,李先念向叶剑英转达了华国锋的意见……
在《邓小平文选》中,邓小平在1980年8月,则是这样回答意大利女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的提问:
奥:很显然,只有在毛主席逝世以后才能逮捕“四人帮”,到底是谁组织的,是谁提出把“四人帮”抓起来的?
邓:这是集体的力量。我认为首先有四五运动的群众基础。“四人帮”这个词是毛主席在逝世前一两年提出来的。1974年、1975年,我们同“四人帮”进行了两年的斗争。“四人帮”的面貌,人们已看得很清楚。尽管毛主席指定了接班人,但“四人帮”是不服的。毛主席去世以后,“四人帮”利用这个时机拼命抢权,形势逼人。“四人帮”那时很厉害,要打倒新的领导。在这样的情况下,政治局大多数同志一致的意见是要对付“四人帮”。要干这件事,一个人、两个人的力量是办不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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