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王洪文能力不行,选择他,也是无可奈何的事情。这个选择,对毛泽东来讲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选这样一个人,可以缓冲一下张春桥跟老人们的矛盾,因为这个矛盾已经是很难挽回了。毛泽东跟林彪讲过,让小张上来接我们的班,这一下就把张放在火上烤了。他自然就成了大家的目标。
本文摘自《南风窗》2010年第8期,作者:章剑锋,原题:《“文革”上海写作组的那些事儿》,本文为节选
评说“上海帮”
《南风窗》:您进写作组的时候,第一个见到的是张春桥,还是姚文元?
朱永嘉:第一个见到的是张春桥,那时候他在上海,整个写作组是他管的。张这个人,讲话不多,不是很容易亲信别人,原则性很强,说一是一说二是二,没有太大的可以讨价还价的余地。我们闲聊的机会都没有,除了工作还是工作,一开会就讨论工作,也不谈生活,也不谈家庭。所以人家讲他比较阴,就是这个道理,没有工作以外的相互交流。
《南风窗》:凭您和张春桥的往来,对他应该是非常了解的吧?
朱永嘉:城府最深的是张春桥。当然,他在前期和后期有变化。前期夺权时,比较张扬,敢于讲话。有一次,李先念到上海来检查财贸系统的工作,那时候刚巧文化广场开大会,大家就请李先念围绕广场走了两个圈子,我也在场。这本来是件好事,是可以挽回张跟老干部的关系的。但张春桥在大会上点名批评说,凭什么让李先念绕场两圈,你们干什么?从这个批评可以看出,张春桥不知道在适当的时候应该妥协,缓和矛盾。
前期的张扬,我看得出来,是有他个人打算的。在后期,这方面性格就没有了,少了,特别是庐山会议以后,他知道得罪人太多了,要收敛。他要主动去改善与别人的关系,但是没办法了,结怨已深,没有群众基础。
《南风窗》:您和姚文元的关系也很不错,外界传说当年若不是您给他帮忙,他是写不出《评〈海瑞罢官〉》的。
朱永嘉:姚文元不是搞历史的,是搞文艺评论的。他找我很简单,说要临时写一篇关于海瑞的文章,问我能不能帮他找一点资料。我就把地方志、明史里的相关资料告诉他,关于海瑞这个人,我所知道他的经历和情况,时代背景、社会矛盾等也告诉他。这一点我是帮了他的忙的。再比如批“三家村”,他不知道从哪里下手,问我,我就把《燕山夜话》拿给他看。他找不到别人帮他忙啊。
姚文元这个人,也有寡言、沉默的特点,不轻易讲话。他对我是很信任的,这一点还可以。姚对我从来没有批评过任何一句,他给工作我,我就做。我交上去的东西,他说改就改了,有的地方也确实改得很好。
《南风窗》:王洪文怎么样?
朱永嘉:王洪文比较浅,毕竟是小干部出身,他要应付局面,旁边也没有几个像样的参谋能帮他。他在北京要想站稳脚跟,周围一定要有有力的班子,这个智囊团有两个作用,一个作用是脑库,了解各方面情况以后,能够拿出点子来,告诉他怎么办。还有一个就是关系网,比如社交、公关,能够帮助他把方方面面关系联系好。
在“四人帮”中,文化知识和教养方面他是最差劲的一个,地位太低。江青说话他不敢不听,张春桥说话他也不得不听;姚文元他又不好顶。你叫他怎么办?对于那些大人物(叶剑英、李先念)来讲,他就更是儿童团,小孩子了,是由不得他作主的。
《南风窗》:您给王洪文讲解过《后汉书・刘盆子传》,从中也可以看出王在当时格局中的状况。
朱永嘉:他们在学习上碰到问题,我们写作组有帮助他们做些辅导的任务。毛泽东让他读《刘盆子传》,这是古文方面的,当然就要找我。
这样一个题目,我不能多讲的。因为刘盆子的结局是不好的。起家也不好。这无非是毛泽东给他敲警钟――你不要自以为了不起,你不过就是个刘盆子。这种话我不好说。他也不好问我。他已经到中央了,地位那么高,你不能去扫他的兴。我就是告诉他这篇传记里讲的这个人,是怎么起来的,怎么当皇帝的,结果没办法指挥局面,让他心里有数。
王洪文能力不行,选择他,也是无可奈何的事情。这个选择,对毛泽东来讲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选这样一个人,可以缓冲一下张春桥跟老人们的矛盾,因为这个矛盾已经是很难挽回了。毛泽东跟林彪讲过,让小张上来接我们的班,这一下就把张放在火上烤了。他自然就成了大家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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