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年毛泽东(资料图)
(三)军队问题,基层是好的,主要问题在上面。比较起来,总参的事情更紧迫些。
王洪文除了以这样“全面”的口气准备好讲话提纲之外,还叮嘱萧木写了一封致毛泽东主席的信。
据萧木回忆,王洪文在给毛泽东写信时,是这样吩咐他起草的:
“他对我说,毛主席最近指示‘国内问题要注意’。我看国内问题还是要批邓。全国运动有几种情况,一种搞得好的,一种比较一般,还有一种是问题比较多的。这后面两种,占全国多数,都需要解决领导班子问题,特别是第三种不解决不行。国务院有些部,军委有些部门,也是这样。解决的办法要像有的部已经做的那样把主要领导干部换掉。他要我根据他的这些话整理一封给毛主席的信。我整理了去送给他,他准备修改、重抄,并说有机会要送毛主席看。……”
王洪文还没有来得及把信交给毛泽东,毛泽东已无法视事。
“文革”中,贴遍中国大地的“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大字标语和响彻云霄的“毛主席万岁”呼喊声,也无法使毛泽东永生。
按照大自然的规律,年迈的毛泽东还是一步步接近他人生的终点。
毛泽东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
周恩来去世时,毛泽东便叹道,“我也走不动了!”他无法去出席周恩来的追悼会。
1976年2月下旬,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和夫人访华。毛泽东在病中会见了这位打开中美关系大门的老朋友。
尼克松在回忆录中写道:
1976年我再度到中国访问时,毛泽东的健康状况已严重恶化了。他的话语听起来像是一些单音组成的嘟哝声。但是,他的思想依然那样敏捷、深邃。我说的话他全能听懂,但当他想回答时,就说不出话来了,他以为翻译听不懂他的话,就不耐烦的抓起笔记本,写出他的论点。看到他的这种情况,我感到十分难受。无论别人怎样看待他,谁也不能否认他已经战斗到最后一息了。
由于帕金森氏病的侵袭,毛泽东的行动当时已很困难。他不再是体魄健壮的人了。这位八十二岁(引者注:应为八十三岁)的、步履蹒跚的农民,现在变成了一个拖着步子的老人。毛泽东像晚年的丘吉尔那样,仍旧非常自尊。我们谈话结束时,他的秘书们把他从椅子上扶起来,让他和我一起朝大门走去。但是,当电视镜头聚光灯对着我们,要录下我和他最后握手的镜头时,毛泽东推开他的助手,独自站在门口和我们告别。
天安门事件时,毛泽东只能吃力地、断断续续地讲话,用颤抖的手,写下几个难以辨认的字。
天安门事件后,毛泽东愈见衰老。
1976年6月初,毛泽东突然心肌梗塞,差一点去“见马克思”。经过医生护士全力抢救,这才脱离险境。
大抵自知余日不多,而且担心心肌梗塞再度突然发作,趁神志尚清楚,毛泽东在1976年6月15日,召见了华国锋、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王海容等,作了临终嘱咐式的谈话。
毛泽东讲话已很吃力,口齿不清,但思维尚不错。
毛泽东说了这么一番深沉的话:
“人生七十古来稀”,我八十多了,人老总想后事,中国有句古话叫盖棺定论,我虽未盖棺也快了,总可以定论吧!我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与蒋介石斗了那么几十年,把他赶到那么几个海岛上去了,抗战八年,把日本人请回老家去了。对这些事持异议的人不多,只有那么几个人,在我耳边叽叽喳喳。无非是我没有及早收回那几个海岛罢了。另一件事你们都知道,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这两件事没有完,这笔遗产得交给下一代,怎么交?和平交不成就动荡中交,搞不好就得血雨腥风了,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注:《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版。)
毛泽东这番话,对自己的一生作了总结,对“交班”作了交代。他自己也明白,对于“文革”,“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但是,他把发动“文革”,视为一生干了的两件事中的一件,因此他绝不允许否定“文革”。也正因为这样,站在他床前聆听这番嘱托的,除了华国锋、王海容之外,便是他认为的“文革”派人物――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了。由于邓小平的倒台,王、张、江、姚神气起来了。
二十多天后,7月6日,朱德去世。毛泽东叹道:“‘朱毛’‘朱毛’,不能分离。现在朱去见马克思了,我也差不多了!”
毛泽东一腔深情,用极其微弱的声音,吟诵起南北朝文学家瘐信的《枯树赋》:
昔年种柳,依依汉南;
今看摇落,凄怆江潭。
树犹如此,人何以堪!
他,已是一棵枯树,“凄怆江潭”了!
中国,蒙受了十年“文革”灾难的中国,在1976年7月28日凌晨三时四十二分,又蒙受了新的灾难――唐山大地震!北京、天津,也受波及。人们在急匆匆之中,把毛泽东从屋里抬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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