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如何治疗周恩来右臂
当时延安的医疗条件很差，不能接骨。直到8月18日，印度援华医疗队的柯棣华大夫和巴素华大夫再次对周恩来的病情进行了检查，取下石膏后才发现骨折处的愈合很不理想。他的肘部已经不能活动，右臂肌肉开始萎缩。尽管进行了按摩和热敷，右臂仍然无法伸直，只能处于半弯曲状态。于是中共中央决定送周恩来到苏联莫斯科去治疗。
载着周恩来的飞机腾空而去，但他那颗心仍然系在中央的工作上。自跌伤之后，他从未卧床不起休息过一天。虽然有医生的督劝、来探视的同志的恳求和邓颖超的关爱照护，可是他硬是说自己胳膊伤了头脑毫无损伤，依旧可以照常工作。于是，中央开会他照常去参加，文电照旧亲自处理。他只要求中央组织部给他派人记录文稿。
那时给周恩来派去作书记员的，是当年在延安马列学院第二支部学习的陈舜瑶，她曾回忆说：“刚要毕业，中央组织部给马列学院写了个条子，找我去谈话，说周副主席受了伤，手不能正常写字了，周副主席口述的话你要记下来，材料要保密――女同志不多接触人，保密条件好。到杨家岭后，周副主席问了我的简历，给了我一个笔记本，说试试看。先记的是‘八・一’报告提纲。他很不习惯地说一句等着别人记一句。他回别人的书信总是一口气说完，我写出来。有时他指出口气不对，就说一句，让我写一句。他的手不能写字。他伤得非常重，医生差不多天天来给他看病、换药。现在有的回忆材料里说，总理当时用左手写了一本厚厚的文件提纲，那是不可能的。总理口述过许多文件，章句明确，甲、乙、丙、丁层次清楚，好记录。我在的那一段，都是超工作量的工作，没有散步、活动。来找他谈问题的人不少。那时他是我党驻重庆代表团的负责人，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部长，又是中共南方局书记，特别是想了解当时大后方情况的人，都来找他。”
就这样，日复一日，由周恩来口授，陈舜瑶代他记录、抄写、整理有关文稿、文件。他出国之前有很多工作要完成，有好多材料要送往重庆。于是，他指挥着大家整理东西，将材料装进袋子，请陈舜瑶代写了给各方面的信。只有一封他没让陈舜瑶代笔，那就是给邓颖超的信。邓颖超知道消息后，打电报给中央，请求组织批准她陪同周恩来去苏就医，中央考虑到恩来同志的生活需要照料，批准了邓颖超的请求。此时邓颖超正在重庆，周恩来十分体贴大姐的心情，怕她着急，用左手给她写了一封亲笔信。邓颖超收到这封信后，虽然担心，却很镇静，以最快的速度回到延安，准备陪同周恩来去苏联治疗。
这封左手写的信，是周恩来对妻子加同志的邓颖超十分敬重的见证，同时也是周恩来右臂伤残那段艰难困苦岁月的鲜明见证。
3、周恩来在苏联治疗
苏联政府安排了许多高明的医生为他治疗，先后进行过三次大的会诊，提出两个治疗方案，供周恩来选择：一个是把肘骨拆开，重新接上。这样胳膊可以运动自如，但要动两次手术且花费的时间会长一些。这个方案万一不能恢复原来的状态，可效果终归肯定是好的。二是不开刀，就是强力拉展已经愈合的肌肉，可最后手臂只能伸展40度到60度，这样做所需的时间短，但是坏处是愈合的效果不会太好。
苏联医生希望采用第一个方案。他们有自己的自信和自尊，他们不愿意看到病人弯曲着手臂走出他们的医院。然而，周恩来考虑到由于国内工作太忙，不允许在国外滞留太久，所以他坚持选择第二个方案。他说：“我现在不可能长期在国外治病，国内的事情很多。只要能够用它进行工作和生活，我就满意了。”
手术是9月19日在克里姆林宫医院进行的。这是一次小手术，只切除了一小块突出的骨头。过了一周之后，即25日就已经拆线，经检查伤口已经全部愈合。从拆线的第二天起就开始新的疗程，主要是按摩、烤电、运动和浴疗，目的是使受伤的手臂逐渐恢复运动技能。按照教授和医生们的最初估计，周恩来的手臂将可以弯曲45度。
经过一周卓有成效的治疗，周恩来的手已经可以移动，手部的颤抖也已经减轻。但是，邓颖超在信中不无哀伤地指出：尽管以后手的弯曲程度要比预料的大些，但是要完全恢复将是不可能的，这只手最终将是半残疾的。
强力拉抻是很痛的，多次强力拉伸受的罪就更大了。治疗过程中，有时在注射麻药后，医生把他的胳膊强行按一定的角度加以固定，简直是痛苦异常，特别是在麻药失效后，病人疼痛难忍。
然而，坚强刚毅的周恩来都以极大的毅力坚持了下来。
当时师哲在克里姆林宫医院为周恩来担任翻译，每天陪伴着。他曾回忆说：“疼呵，是人承受不了的疼呵。我从来没有见过能比上总理那样坚强的人呵，他竭力地忍住巨痛。”“从某种角度上讲，总理这弯曲的残疾是他自愿留下的，因为最大的原因就是他想赶快回国。”
周恩来在医院总共住了两个多月，在新年的前几天出院。
周恩来在医院里密切注视国际形势和有关中国情况的报道，读了许多东西，其中包括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文件，还会见了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工作人员。由于他的成功交涉，使遭到康生诬陷而被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逮捕的李立三获释出狱。11月7日，为纪念苏联十月革命22周年，周恩来写了《帝国主义战争与民族解放战争》一文。文章就共产国际六大决议案所说的帝国主义战争的三种形式（进攻苏联、帝国主义相互之间、侵略弱小国家）指出，第一种没能实现，第二种正在进行，弱小国家已经先后成为帝国主义侵略的牺牲品，只有中国站在反侵略的最前线。共产国际由此发表宣言，表示“日本帝国主义毒害中国已达两年之久，中国正在为独立而战，共产国际援助为解放而战斗的弱小民族。”
出院后，周恩来立即开始了紧张的工作。周恩来和王稼祥一起多次会见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的工作人员，商谈干部问题，并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起草关于中国共产党工作的报告。报告详细介绍了边区政府的工作，八路军、新四军的作战和国共统一战线的情况。报告指出，抗战两年半以来，特别是汪精卫投靠日本以后，国民党领导层投降情绪加重。同时，主张打反共内战的势力越来越大，国民党精锐部队胡宗南正在封锁边区，华中的新四军和山东的游击队都被武装攻击等等。
周恩来曾几次会见季米特洛夫，打消了共产国际一些领导人的顾虑――他们担心中国共产党会因为把工作重点从城市转到农村而远离工人阶级。周恩来讲述了在城市中开展工作的困难，介绍了中国共产党长期以来在农民中间成功开展工作的传统，并向他们保证说，中国共产党在毛泽东的领导下，正在一步步无产阶级化。他向季米特洛夫通报了王明放弃中共在抗日统一战线内部的独立自主、主张与蒋介石无条件合作的错误。周恩来还参加了共产国际对李德问题的审查，了解了共产国际各支部的工作情况，会见了共产国际一些著名的活动家，并在高级党校讲课。
12月29日，他为共产国际撰写的《中国问题备忘录》完稿，全文共5.5万字。备忘录详细介绍了中国抗日战争的现状，说目前中共遇到一系列困难，主要是国民党的反共、投降活动和腐化，加上日本侵略者的诱降、英法的妥协，致使投降与分裂成为主要危险。备忘录还系统介绍了两年半来的抗日战争中中国抗日统一战线的情况。
经过周恩来的工作，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作出了关于中共代表团报告的决定，肯定中共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强调指出，中共为组织抵抗日本侵略及争取中国人民民族解放战争，不论对中国人民以及别的国家的劳动者――特别是对殖民地和附属国人民有着巨大的意义。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向共产国际各支部提议：展开最广泛的同情和支持援助中国人民抗日斗争的运动，并把这一运动同国际无产阶级反对帝国主义的战争的斗争结合起来。
1940年元旦晚上，周恩来还出席了共产国际举行的新年联欢会。1940年1月8日，周恩来在青年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会议上，作关于中国青年运动的报告。1月28日，周恩来受中共中央委托致信斯大林，信中指出，由于国民党内投降、分裂倾向加剧，国共统一战线正面临危险。
周恩来从1939年9月至1940年3月，在苏联共待了六个月，他一系列的活动，其实是在医治共产国际的心病，共产国际当时不相信毛泽东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理论。周恩来将毛泽东1939年9月1 日《关于国际形势对新华日报记者的谈话》带到共产国际，共产国际对此很称赞，说中共领导正确，给了他们很大的支持。
周恩来在苏联期间，同任弼时一起就中共“七大”的召开时间、新中央的人选及一些人员的安排使用问题，重新进行了慎重而全面的研究，他们的意见得到了中共中央的原则赞同。
周恩来还有一项最重要的工作是保护好革命的后代。当年他在白区经常做的一件事，就是搜寻烈士遗孤，安排抚养。他常说：不这样我怎么能对得起他们的父母？他在延安时亲自安排将瞿秋白、蔡和森、苏兆征、张太雷、赵世炎等烈士的子女送到苏联上学。这次又把刘少奇、高岗等人的孩子带到苏联，在与斯大林会谈时提出了保护要求，达成协议：这批中共子弟在苏联只求学，不上前线（苏联国际儿童院中其他国家的子弟，在前线共牺牲了21名）。这恐怕是当时世界上两个大人物达成的一个最小的协议。可见周恩来的苦心。
在莫斯科，周恩来代表毛泽东对李德30年代在中国指导中国革命中的种种错误提出控诉，并向共产国际转达了毛泽东的要求，将李德从第三国际驱逐出去。
毛泽东让周恩来带了两封给亲人的信，第一封是给毛岸英、毛岸青的，还有一封则是给两年前与毛泽东吵翻去苏联治病的贺子珍的。信中说，“今后我们就是同志了……”贺子珍那年30岁。
1940年春天，周恩来身着粗呢西服回到了中国，带回了一架电影放映机和五部苏联电影胶片。
即便进行了如此医治，但周恩来的手臂恢复完全自如已不可能，右臂已半残。
延河坠马，终使右臂残疾，其中真相周恩来生前连邓颖超都未曾吐露。历史之谜沉寂了38年即在周恩来逝世后大家（包括邓颖超）才知道了真相：原来此事与江青有关。（孟红）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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