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南方谈话的发表已经20周年,它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上世纪90年代初期,中国的整个改革停顿,经济下滑的趋势无法解决,邓小平南方谈话扭转了这种局面,为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开辟了一个新的时代。改革开放30多年,特别是南方谈话之后的大约10年时间,我国在经济改革上的进展是最快的。
1992年中国重启改革潜伏了一个问题,就是当改革推进到垄断国企和政府职能时,受到了很大的阻力。这固然有历史条件的限制和诸多客观原因,但改革是绕不开的。目前我国改革存在的问题,或多或少都与垄断和政府职能有关。很明显,政治体制不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落实不了。因此我们要抓紧时间弥补这个“缺憾”,把改革引向深入。
回头来看,这个“缺憾”是受到了当时的经济和政治形势的影响,尽管如此,南方谈话对中国推进经济改革的重要作用是不可忽视的,总的历史功绩是显而易见的。到了21世纪,中国成了世界两大经济体之一,这跟小平的南方谈话有直接的关系,是他在中国开创了一个新时代。
南方谈话的重要内容之一,是肯定了市场经济的重要性。作为“呼唤法治的市场经济”的中坚力量,市场经济核心的、本质性的问题,就是通过市场机制来配置资源。经济搞得好不好,就是要看你能不能对稀缺的资源实现最优的配置。
目前我国经济增长乏力、房地产价格居高不下、通胀压力逐年增加,其主要原因在于我国的经济增长方式仍然靠政府投资拉动,带来的问题是国富民穷,劳动者未富先老。用行政手段命令配置资源,靠党政机关主要领导拍板,而不是通过市场的价格信号由企业来决定。所以核心问题还是要形成一个好的市场体系。
现代市场经济一定是一个法治的市场经济。原始的、早期的市场,它的正常运行可以靠人际关系来保障,因为参与交易的各方基本上都互相熟识。所以在交易时,参与者不诚信的成本太高,一次不诚信很可能就导致不会有人再和他做生意。但这种条件下同时也决定了市场的范围很狭小。
到了现代市场,大家是在全国甚至全世界范围做生意,互相不认识,做过这次生意以后,也许就没有第二次了。有人今天骗了你,明天再去骗别人,别人完全不知道他是个骗子。在这种情况下,就要依靠法治来对交易进行管理,降低交易各方的风险。没有法治,现代市场是无法正常运行的。
所以,现代市场经济首先需要法治作为保障,特别是对于产权的保护。市场交换就是互相交换产权,如果没有法律来保护产权的话,生意就没法继续做了。这是从经济本身来说。当然,民主法治不只是经济要求,它是人与社会追求的一个目标。
没有法治,一个人行骗一次,其他人也不知道,交易时就又上当了;特别在中国,还容易受到地方政府保护。所以我们现在的问题,一是因为国企在很多行业的行政性垄断,另一个就是法律不健全。在依靠人治的情况下,监管者自由裁量权过大,市场就不易形成统一的规则,还容易导致设租寻租等腐败问题,市场就无法正常运行。这两个问题都涉及政府和国有垄断企业,牵扯到政府是不是依法行政,国有企业该不该拥有行政垄断权。
国企的下一步改革要继续执行党的十五大的有关决定。十五大指出,国有经济布局的战略性调整要有进有退,只在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国企要有控制权。而且,十五届四中全会还把关键领域规定为三个行业、一个领域,即关系国家安全的行业、自然垄断行业、具有公益性的行业,以及支柱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中的重要骨干企业。但是到了2006年,就有部门提出,国企要对七个行业实现绝对控制,还有若干个行业也要实现相对控制。
例如,2002年国务院批准了电力和铁路最后两个重要行业的改革计划。电力改革提出要实现网厂分开、竞价上网。电力改革到现在10年了,只把第一个目标实现了,但后一个目标还有待继续推进。所以,电厂现在日子并不好过,因为网厂已经分开,发电环节已经实现了竞争,特别是煤价已经放开,但电价还是管制的,所以有电厂现在不愿发电,这是不得已的事。而电网公司则变成了唯一的买家,一直管到配电,再卖给居民。市场经济得有竞争,买方垄断和卖方垄断都要不得。
改革是有难度的,经济增速高了,日子好过了,改革的压力也就不大了。但到了近年来金融危机经济困难时,反而畏手畏脚不敢改了。比如在电力领域,如果放开电价管制,电价就要上涨,所以必须管住电价,避免CPI(物价指数)上涨。如果都是这样,那改革就永远不可能继续深入推进。(作者:吴敬琏 经济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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