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日，刘少奇把检讨提纲和毛泽东的批示送周恩来，并附言说：
恩来同志：
我的检讨提纲，毛主席已经看过，并批了一段话，退还给我。现送上，请你看看。我赞成毛主席的意见，以草案形式印发政治局、书记处、工作组领导干部、北京市委、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各同志讨论一下，并请他们提出意见，退还给我，然后酌加修改，再作报告。关于印发事，请你批办，请各同志在几天之内提出意见告我，给我以帮助。主席的批语也印发。如何？请你酌情安排。
敬礼！
刘少奇
九月十四日
周恩来将刘少奇要求“主席的批语也印发”一事报毛泽东同意后，立即把刘少奇的检讨稿批送有关人员提意见。在这一过程中，除陈伯达在检讨稿上提了一处修改意见外，未见其他人提书面意见。刘少奇本人又对检讨稿作了一些修改，主要是前半部分。后来，工作组领导干部会议因故未开，刘少奇、邓小平的检讨也就推迟到10 月中央工作会议上。
1966年10月9日至28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中央各部委的负责人出席了会议。会议由毛泽东主持，中心内容是批判“文化大革命”中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陈伯达作了题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两条路线》的报告，林彪讲了话。他们都指名攻击了刘少奇、邓小平。
10月23日，刘少奇、邓小平在大会上作检讨。在正式检讨的头一天，刘少奇把稿子送周恩来作最后的审阅，这时题目已经改为《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检讨（初稿）》。
恩来同志：
我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检讨（初稿），已经作了一些修改，基本上是根据你和陈伯达同志提出的意见修改的。现特送上，请你审阅，并加修改。
敬礼！
刘少奇
一九六六年十月廿二日
十二时
周恩来没有提修改意见，当天就把它和邓小平的检讨稿一起批示给中央办公厅的负责人：“送上刘少奇、邓小平两同志的检讨，请即付印；准备在廿三日大会上分发。印好后先送刘、邓两同志各一份，并送主席、林总各一份。”刘少奇的检讨稿，被印成中央工作会议文件之六，发给全体与会人员。
刘少奇的检讨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文化大革命”中的“路线错误”；二是历史上犯过的“一些原则性和路线性错误”；三是犯错误的原因。
关于“文化大革命”中的问题，刘少奇是尽量按照毛泽东《炮打司令部》中的口径来检讨的。他首先承担了责任：“在今年六月一日以后的五十多天中，我在指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发生了路线错误，方向错误。这个错误的主要责任应该是由我来负担。……第一位要负责任的，就是我。”“在工作组派出之后的五十多天中，我是一直支持工作组的，这样就增加了工作组犯错误的可能性和严重性。有少数工作组实在不能维持下去了，把工作组撤离之后，接着又派了新的工作组去。工作组的负责人大多数既不理解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又没有好好向群众学习，一开始就要业已发动起来的广大群众按照我们和工作组主观设想的计划和步骤行动。这样，就违背了革命的群众运动发展的规律，就发生了许多严重事件，就在事实上站到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去了，实行了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革命运动打了下去，颠倒了是非，混淆了黑白，长了资产阶级的威风，灭了无产阶级的志气。即使在这种时候，我还是不觉悟的，不知道这种局势的造成是极不正常的，是极不利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是极不利于党的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的。这是一种右倾机会主义的路线错误。”在检讨历史上犯错误时，刘少奇比较详细地说了毛泽东在《炮打司令部》中点到的1962年、1964年的错误，他按照毛泽东批评的口径说：“在一九六二年我犯过右倾错误，在一九六四年我又犯过形式上是 ‘左’的而实际上是右倾的错误。我这次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所犯的路线错误是和我过去所犯的这些错误有联系的。”最后，他检讨了犯错误的四点原因：（1）“不理解这场文化大革命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发展的一个更深入、更广阔的新阶段，以及如何进行这场文化大革命的方法”；（2）“错误地估计了当时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形势”；（3）“在思想上的资产阶级世界观还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过来”；（4）“最根本的是没有学好和掌握毛泽东思想”。
会议最后决定，将刘少奇、邓小平的检讨发到党内县、团级。周恩来10月28日作关于传达会议精神的讲话中说：“少奇、小平同志的检讨发到县团级，在主席那里也说了，林彪同志也同意。是不是还可以扩大，还在考虑之中。这两位同志的检讨文件，还要看看他们两位有没有要改动的地方，如果有也可以，改好后再发。”后来，刘少奇对原稿作了一些修改，并加了一小段。检讨稿下发时，没有附毛泽东的批语。
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上有一个值得注意的情况。毛泽东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原来不许在社会上传播，周恩来、陈伯达都曾为此在一些场合向群众打过招呼，要求禁止传抄。但陈伯达在会议讲话中引用了《炮打司令部》的全文，会后毛泽东批示将陈伯达的讲话稿“印成小本，大量发行，每个支部，每个红卫兵小队，至少一本”。《炮打司令部》也随之迅速扩散，并在全国掀起了批判刘少奇的高潮。笔者认为，这一措施主要是为了进一步发动群众，以改变大多数领导干部消极抵制的僵持局面。林彪曾讲到这种情况说：文化大革命是两头的劲很大，中间有一些顶牛，“一直到这次会议以前，我看还是这样的情况。”
从会议期间毛泽东几次讲话看，他要求对刘少奇不能一概否定，要允许改正错误，作为党内问题处理。10月24日晚毛泽东在听取会议情况汇报后说：把写刘、邓的大字报贴到街上不好；要准人家革命，不要不准人家革命，叫学生们把鲁迅的《阿Q正传》看一看；对刘邓要准许革命，准许改，说我和稀泥，我就是和稀泥；对少奇同志不能一笔抹煞。当康生讲到刘、邓在八大的报告中有取消阶级斗争思想时，毛泽东说：我们都看了的嘛，大会通过了的嘛，不能单他两人负责。10月25日他在全体会上说：也不能完全怪刘少奇、邓小平同志，他们两个同志犯错误也有原因。他还说：“北京的问题，到现在可以说基本上解决了。”10月19日，周恩来接见哈工大红卫兵，反复劝阻他们不要到天安门去贴刘少奇的大字报，说：“你们贴到天安门，外国人就会怀疑我们是发动群众制造舆论。少奇同志不是普通党员，也不是普通的领导，就是要撤换也不需要去发动群众……清华同学要把王光美同志叫回去检查，主席还不赞成，主要是考虑群众大会一开，就不好下台。”
从毛泽东这时对刘少奇的态度中可以看出两点：（1）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目的，并非如国内外一些人士分析的那样，就是为了搞掉刘少奇。因为这时刘少奇已经下台，却还要采取各种措施继续发动群众，制造天下大乱，说明“文化大革命”有着更为深广的目标。（2）尽管一个时期以来毛泽东对刘少奇不满，但仍认为是党内问题，不赞成把他打成敌人。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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