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君子分手
六君子回到北京后还是有经济基础的，这是潘石屹早年打下的。在海南创业不久，潘石屹有一次到北京调研市场，顺便去怀柔注册公司。有一天他在怀柔县政府食堂吃饭时，无意中听到，北京市给了怀柔4个定向募集资金的股份制公司指标，但没人愿意做。
潘石屹知道指标就是机会和钱，他去搭怀柔县体改办主任这条线，问人家：“我们做一个行不行？”对方答应给他们一个。这为日后万通开了一扇窗。没多久，万通开始在北京阜城门开发万通新世界广场。
当时香港利达行主席邓智仁找到了潘石屹，潘把销售代理权给了邓智仁。邓干得很出色，正式销售才5天就回笼了5亿港元。邓智仁发了一笔横财，而万通在北京也一下子站稳脚跟。1993年，海南农业高技术联合开发投资总公司变成万通集团公司。
最初6个人股份是均等的，没有哪个人有决定权，身为老大的王功权，在纠结了一段后，把位子让给了冯仑。6个人不同的性格和价值观，导致分歧不可避免。
冯仑发现 “梁山模式”已经成为万通的致命伤，它导致了“奖惩考核不能正常进行，造成组织效率低下、是非多样性、苦乐不均，周边能人很恼火”，陷入了一种“前进无路，后退遗憾”的困局中，而兄弟情感又让他们左右为难。
冯仑研究了土匪的组织结构，发现土匪组织长不大的原因在于低水平不断重复，只有共产党才将组织结构解决得最完善、最成功。他还研究太平天国，研究“天京之变”。他把罗尔纲的《太平天国史》给兄弟们看，建议他们要有耐心，不能搞成“天京之变”。
大家同意了，痛苦了挺长一段时间。冯仑曾对记者说：“我们不想分开，几年里几个人没事就凑在一起讨论究竟该怎么走，有的人难受得哭了。外人很难想象我们当时痛苦到什么程度。那时我住在保利大厦1401房间，潘石屹住楼下，我们很痛苦地讨论着，等待着，就像一家人哪个孩子都不敢先说分家，谁先说谁就大逆不道。”
事情终于出现了转机，分家成了荒野中惟一的出路。冯仑在第一本书《野蛮生长》中提到3个契机促成了这次分家――
“1995年功权去美国管理分公司，暂且回避一下。他吸收了很多美国体制下商务、财务安排的方法以及产权划分的理论，这带来了一个契机。另一个契机跟女人有关：当时张维迎在牛津，介绍一个女人回到中国，就是张欣。张维迎把我们公司1992年写的文章《披荆斩棘 共赴未来》给张欣看，张欣要回国，就让维迎介绍和我认识。她回来后在保利和我见了面，就算认识了。”
“一个多月以后，我们去香港，张欣正在做投资银行，我们一行三四个人聚会，那次潘石屹跟张欣单独聊过一会儿，等我们回来以后，他们俩就谈恋爱了。于是又来了一个海外因素，张欣带来的价值观、对问题的看法都是西方的，认为不行就分嘛。她站在西方的文化立场上把我们全否定了，说我们太土了。虽然大家觉得这是对我们兄弟感情的一种伤害，但她把西方社会成熟的合伙人之间处理纠纷的商业规则带进了万通。”
王功权和潘石屹接受了成熟的商业规则后开始对冯仑进行思想教育。正在这时，冯仑在美国又邂逅了周其仁，周给他讲“退出机制”和“出价原则”，这给了他很大的启发――不能用传统文化中的兄弟感情处理内部矛盾，而要用商人的规则处理分家。
“以江湖方式进入，以商人方式退出”的念头就此诞生了。当“老大”确立分家规则、兄弟们又觉得规则不坏的时候，“万通六兄弟”终于分道扬镳、各奔东西了。
六兄弟所走的路也有所不同。
分家后，王功权投身于风险投资，他后来因民生银行、奇虎360、江西赛维等项目名震江湖。冯仑选择留守万通，后来通过借壳也成了上市公司董事长。易小迪分到了广西万通，在此基础上创建阳光100集团。王启富一开始做国际贸易，后转做木地板，现为海帝木业（天津）有限公司董事长。刘军去了四川，据媒体报道从事农业高科技。
关于万通的那段历史，外界只能从当事人的回忆里得到一些片段，但崛起于大时代江湖的万通，像块巨大的磁铁，吸引了各路商业精英，被称为中国地产界的“黄埔军校”，业界为之侧目。
多年后，冯仑告诉记者为什么他扛了万通的壳子：“万通的始作俑者是我和功权，他走了，只有我来扛，其他人又不放心。”有一天，冯仑和王功权去看他们早期的一个房子，王功权说：“没想到你能扛这么久，太困难了，如果只挣几个亿，天理不容；如果挣几十个亿，我心里不平衡。”
冯仑曾对记者总结从商经历：“成功就像走路，比别人走得长又还活着，还能笑，别人就认为是成功。其实两个字就可以说明白：死扛。”但过往并未使他心目中的理想主义泯灭。2006年11月，冯仑给王功权发了一条短信：“横穿胶州，过临沂，下莒县，忆起万通举事之初，铭刻‘毋忘在莒’，庄敬以求自强，不禁胸中再点兵，万里江山一日收……”
尽管投身很早，也很早就在地产江湖扬名立万，但相比其他同行，冯仑的事业难说辉煌。与他本人的知名度相比，万通公司显得不那么出众，不要说万科，和恒大、碧桂园等同行相比也有一定差距。
在业务探索上，冯仑一直寻找自己的路，也因此屡屡创新。从“美国模式”到“嘉德模式”，从纽约世贸中心到台北2011大厦，从批发市场到立体城市，冯仑和他的万通一直都挺忙乎。
通达人生
在冯仑看来，他的人生轨迹充满了时代的意味：最开始，有人说他是反动文人；流落江湖，成为流氓文人；为了养活自己，被迫做了商人，被认定为民营企业；再后来，就成了黑心开发商。
1989年下海时，干爹马鸿模告诉他：“你这是高山上倒马桶，臭名远扬。”干爹的话一语成谶，当然这代表着那个时代的某种认知。
在对外经贸大学的新书发布会上，崔永元调侃冯仑是黑心开发商，舞台上的冯仑已经是一个淡定哥。他和崔永元相交的故事也佐证了这个商人之外的面相。
冯仑和崔永元之前并不认识，他起初认为崔的理想主义言语显得不太真诚，但一个朋友告诉他崔永元在做口述史这件大事。冯仑专门约了崔永元见面，崔送给他一些自己的作品，但这并没有打动他，他只是觉得抛开央视这个平台，崔依然是个有才华的人。
之后，王石从冯仑口中得知了崔永元的事业，两位房地产大佬发现了崔永元身上令人敬佩之处――一个全中国闻名的抑郁症患者，为民族历史不能正确记录而四处奔波。崔永元的坚持与努力感动了冯仑和王石，他们也参与到了崔的口述史项目中。
两个不搭界的人成了朋友，诚如崔永元所调侃的，有的人挺正经，但房子建得很不正经，有的人看起来很不正经，但房子还建得挺正常。
对于公众来说，冯仑似乎太不正经了：在做企业的过程中，他拿过回扣，也行贿过，给有问题跑路的朋友钱，还跟黑社会坐在一起喝酒聊天。但在企业家群体当中，他没有被人诟病过道德问题。在这个社会的另一些群体眼里，冯仑也不是“原罪”的代表。
值得玩味的是，企业家“原罪”这个词最早是冯仑自己提出的。他曾翻译过一本书，《狂飙突进――马克思的心路历程》，他对本刊记者表示，在他的灵魂里，三分之二是马克思主义。
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公共政策研究中心秘书长杨鹏看来，冯仑提出“原罪说”，只是希望自己和其他民营企业家强化道德伦理，提高商业道德意识，追求阳光下的利润，创建健康公正的中国经济。
2006年11月，胡德平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说，民营经济的诞生非但没有“原罪”，而且应该早生十年、二十年。现在要来追究和清算“原罪”和“第一桶金”，就等于是对改革开放的巨大成绩的否定。
对于一些企业家非常忌讳的经历，冯仑显得非常坦荡：他收过回扣，但转头把回扣交给了公司；有官员索贿，他和对方干架，让公司也跟着倒霉；他让跑路的朋友打收条，说是去自首的路上用；他和黑社会聊天，顺便请教对方如何对付没有底线的官员。
那个曾经在党校课堂上挥斥方遒、言语正经的冯仑开始了自身的某种蜕变。他说：“经过那么多事情，我已经不能平心静气去吹捧了，大家说好，你也说好吗？”他认为，这种转变是一种被蹂躏的结果，“我糟蹋自己总可以了吧？我娘的儿子我做主，我想欺负他就欺负他。”
冯仑的段子是一流的，他并不抗拒媒体，他的博客至今仍坚持更新。他还写过两本畅销书，在他对媒体的言谈和书中，一些精彩语录被广为传播。
不过，冯仑并不同意自己说的是“段子”。他曾经对媒体说：“我最多是像李敖一样，把正经的事用荤的、素的、俚语的、民间的方法揉碎了说，有时是性解释而不是诲淫。李敖说台湾是中国的睾丸，不勃起没什么用，勃起它就不能少。这叫段子吗？不叫段子。很多人不明白这里面的深意。”
不正经中透漏出的正经，大部分时候冯仑会陷入一种荒诞感。他常常想起干爹临死前的一个场景：“有一次我去看干爹，他坐那哭，重复地说一句话，‘荒唐啊，荒唐啊……’他是在自言自语，不是跟我说的。因为早年打日本，鬼子拐走了他女儿。打国民党，他把他干爹都杀了。现在他干爹的孩子，在两岸开放以后，打上门来找他。他跟共产党走，不停折腾他，他教的东西，学生们一个都不信。”
老头过世之后，冯仑把他的照片放在皮夹当中，此外还有一张阿拉法特的照片。
在故去的人当中，阿拉法特是冯仑的楷模。在他看来，时间是一个男人做事的最大赌注，而阿拉法特就如同西西弗斯一样，用一辈子去做了一件看似不可能成功的事情。尽管如此，他觉得自己能理解阿拉法特的毅力，而且经常鼓励自己，阿拉法特大哥四十多年都没成事，还有什么可孤独的。
如同西西弗在做一件荒唐的事情，冯仑的感慨是：“最近我也在想，我他妈也荒唐。我干爹荒唐，我怎么也荒唐呢，是吧？我觉得中国社会再也不能这样了，你必须让一个认真做事的人，有长远的预期，有制度的信赖感，有安全感，不要再有荒唐感，干爹的荒唐感一直延续到我现在。”
在采访中，他一直说自己是个买卖人，操心的都是买卖上的事情。即便在外界看来，他的思考对这个社会很有价值，他也只是淡淡地说：“那是因为妨碍到我们的买卖。”
这个人甚至很少用企业家来形容自己，他和陈东升、郭凡生、胡葆森等人被称作92派。这拨企业家曾经多是体制内精英，在时代召唤和不由自主的命运安排下，选择了另一条道路。和草根企业家、互联网精英相比，这代人思考得显然更多更远，甚至出现在世人面前的更多是一种知识分子形象。
这或许是先天气质使然，但作为92派的代表人物，冯仑并不认为思考家国天下是一件多么值得炫耀的事情。他会拿Facebook的扎克伯格举例，认为单纯做一个企业家没什么不好。
千百年来，中国的知识分子就以家国情怀作为自我激励的最大精神动力。当日历翻到冯仑这一代人，他们也不可避免地成为这种精神的继承者。尽管在他看来，买卖人揣着家国情怀是一个很荒诞的事情，但显然他的经历已经让他成为这个时代精神的代表人。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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